的生活水平。但是，一個公司裡的事，畢竟要有人來做的，企業也不可能一味裁員。因此，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律政策的實施，加大了企業的人力成本。

這樣，在內外交困下，這些從事製造的企業開始承受不住了。繼續生產下去，不僅本身產品利潤可能所剩無幾，嚴重的甚至會造成生存危機。而就在這時，我國的股市和樓市在寬鬆的信貸政策下，開始活躍起來了。面對著只要轉手倒賣就能獲得巨大回報的投資誘惑，很多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動力下，轉而將企業資金用來炒股、買地建房。這樣的結果，更加推高了股價和房價，以大批製造業的破產為代價來形成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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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問中國製造：製造業的暴利時代已經結束？

蘇州市委書記蔣宏坤在回答蘇州下一步的走向時說到，製造業的暴利時代已經過去，出口導向很難再帶動經濟的發展。我們這種出口導向的製造業，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利益，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出口佔了很大比例。就目前對GDP拉動因素來看，對外貿易也佔到了相當大的比重，在2008年所佔比重已經超過了60％。但是，這種模式能否適用今天甚至以後呢？

這裡所說的製造業暴利時代的結束，並非是指以後沒有製造業了。這一點我們應該加以明確。我們的電腦、手機，甚至打火機、衣服，都是需要製造業來完成的。如果說製造業沒有利潤也是不可取的，否則在價值規律作用下，資源就會從製造業流向其他行業，這樣一來，組成我們生活的種種物品就會停止供給，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這裡所指的，更多的是指向了我國這種僅靠廉價勞動力支撐起來的低附加值的製造業。

儘管這種模式在過去為我們帶來了無數的財富，卻也無法掩蓋它在當前的黯淡。人民幣升值、金融危機下海外市場萎縮、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上國內一些政策的負面影響，都給我們現在的製造業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現在的形勢是，國外市場份額減少，產品價格提高，競爭力減弱；而國內，則是企業成本提高。僅僅依靠廉價的勞動力來支撐如此多的大山，倒塌也是早晚的事了。

其實，我們深入地看，所謂的製造業暴利時代，真正擁有這暴利的，並非是我們。上面我們也曾提到過，一個10美元的玩具，我們只是拿到了1美元的份額。我們說這些年受益於這個暴利，其實，真正的暴利卻並不在我們手上。但可悲的是，由整個製造業鏈條所創造的利潤卻被人們簡單地看成全由我們最後一環所創造出來。不管有意無意，在結果上對我們是很不利的。歐美國家故意無視他們自己在這個生產過程中奪取了我們9倍的利潤，卻還一直在公開場合吵著我們的企業造成了他們的失業，造成了他們財富流失。當金融危機強化了各國不景氣的經濟環境時，這種聲音就越加強大，等到輿論造勢得差不多了，很自然的就過渡到採用切實的手段來限制我國的出口。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於是，我們僅有的那點“暴利”也被一層層剝奪得所剩無幾，很多企業甚至走向了破產。

當我們真正明白了我們的“暴利”來源，其實出路也擺在那兒了。如今的環境是不允許我們獲取這1美元中的“暴利”，但是隻要我們處理得當，我們能否衝破這1美元的限制，而向剩下的9美元邁進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關鍵是怎麼去做。這就要先來了解那些老外是怎麼做的。我們說過，我們的製造業只是佔了整個鏈條的最低一環，也就是實物加工。但我們想想，在我們加工這個產品中，那些原料怎麼來的？要有公司去採購吧？我們加工時所參照的某種樣式，要有人來設計吧？產品完成後，得運到市場吧？等等，這些環節，都是需要有部門去完成，而且是質量越高越好，成本越低越好。但是，我們的企業又有多少真正在做這些呢？沒多少吧？因為我們只盯著把零件組裝成整體的那個部分，而其他環節，卻幾乎都是由老外在做，他們也足夠有理由來做，因為這部分的利潤是我們生產產品的9倍。當然，他們也不是無所事事就拿到這麼高利潤的，9倍的利潤背後也是有著合理的原因。比如說設計好壞之差，可能直接影響著能不能把衣服賣出去；運輸時間的減少，對於企業的成本至關重要，如果能把原來30天的在途時間減為10天，這20天的時間能給一個產品的成本降低多少，我們也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我們在製造產品時利用了廉價勞動力來減少成本，那麼他們則是採用創造性的思想和科學的管理來降低成本。

也就是說，只要把握了設計、運輸等環節，我們完全可以在原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