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

第二章　銀海學舟（6）

賈樟柯認為，對他來說最主要的收穫就是到了電影學院他才看到真正的電影。但學校本身提供給他們的東西，還是不多，因為他覺得大多數教授還是很保守。他說：“因為電影在中國一直是受到審查控制的。舉個簡單例子，1993年的時候我想看很流行的美國電影，比如科波拉的《教父》（TheGodfather，1972）或《現代啟示錄》（1979），如果你不是導演，不是電影系學生，根本沒辦法看到這樣的電影。所以我到了電影學院最大的收穫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在書裡看到的電影，真的能在銀幕上看到。在電影學院每星期有兩個晚上可以看電影，星期二是中國電影，星期三是外國電影。所以在這四年裡，我覺得我自己真正進入了電影的世界。”①ǎ�專｛花ǎ�訕｛線ǎ�楱｛庫ǎ�&nbsp；。。

在北影，最吸引賈樟柯的只能是圖書館。他是圖書館的常客，只要一到課餘時間，就到圖書館去瀏覽鑽研。

北影圖書館，是賈樟柯心目中的“精神聖殿”。圖書館裝飾典雅，多種典籍、圖書、報刊，品種繁多，排列整齊，取閱方便。特別是收藏了許多香港、臺灣出版的電影書籍，這使賈樟柯愛不釋手，潛心鑽研。只見他有時左右巡索，有時埋頭伏案，有時目不旁瞬，有時奮筆疾書。在這裡，使他真正浸潤於知識的海洋裡，有一種無限滿足和心靈淨化的感覺。

在北影的四年，賈樟柯就是這樣一頭紮在書堆之中，如痴如醉地閱讀，他如海綿吸水逐本逐本地閱讀。當時，中國內地的電影理論很多都是些西方經典的翻譯，如巴贊（AndréBazin）、愛森斯坦（SergeiM。Eisenstein）的理論，後來有較新的當代理論，如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符號學。但是第一手介紹導演，還有導演訪談的書籍很少。那時候賈樟柯在圖書館看到了《斯科塞斯論斯科塞斯》（ScorseseonScorsese）、塔可夫斯基（AndreiTarkovsky）的《雕刻時光》（SculpturinginTime：ReflectionsontheCinema），以及侯孝賢等人的訪談。這些書籍（當時）在中國內地都沒有出版過，只有在這個圖書館能讀到。而他的興趣在導演，所以他以為“真正替我開啟了一扇窗的，就是這些書籍和這些電影”。

賈樟柯後來回憶說：“在我們學校裡面有一個規矩，每個星期要看兩部新的國產電影，看了兩年就開始逐漸有一種不滿。這種逐漸的不滿來自什麼呢？就是當時中國的銀幕上是看不到我們普通人的生活跟身影的，整個熒幕世界跟我們的生活是沒有關係的，特別是對我們中小城市、縣城農村長大的孩子，特別是對來自內陸有深厚文化的背景，但同時又在當代的發展過程中充滿了矛盾、充滿了困難的一些土地上的故事。在當時的電影裡面是很難看到，時間長了，我就有了非常大的不滿，因為我覺得實際上我選擇電影，就是因為我自己個人的生活，長期的一種生活歷練讓我自己有一種表達的願望，希望把我個人的生存經驗能夠透過電影呈現出來。”①顯然，電影界的這種狀況，令賈樟柯不滿，也給他動能，促使他“決定自己幹”，他要把自己認為被銀幕遮蔽掉的生活呈現出來，“這是我最初做電影的一個動力，我覺得這就是在爭取話語權”，②賈樟柯說。

不過，賈樟柯對母校的評價還是很中肯的，他覺得北影這所學校各方面還是比較寬鬆的，它鼓勵學生朝不同的方向發展。於是他自己慢慢地想做導演，並嘗試寫劇本，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他當過很多次“槍手”，坐在自習教室裡為別人趕寫電視劇本。那時候他非常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可以掙一些錢補貼自己的短片製作。“我的劇作能力是寫電視劇寫出來的，所以我現在拍電影不用劇本”，他這樣說過。

第二章　銀海學舟（7）

■4。喜歡三個詞——青年、實驗、電影

賈樟柯這一屆北影文學系的同學，總共12個人，七女五男，號稱“七俠五義”。住在北影618房的賈樟柯和同班同學顧崢、王宏偉，便是這“五義”中的三個。

起初，他們聚在一起也頗有幾分俠義，因為他們三個都不富餘，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錢便是我缺飯票。大家只好相互照應，三個人把錢湊在一起，用“共產主義”的模式解決溫飽問題倒也讓他們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賈樟柯便流露出想拍電影的意思。顧崢和王宏偉都沒有往心記，因為他們三個的家庭既無電影界的譜系，又無大款親戚，連吃飯都有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