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政府，下至中國學界和民間人士的普遍反對，成為20世紀20年代末新疆一個不大不小的事件。而從中外兩個方面看，這個事件都有其深刻的背景。

一方面，20世紀20年代以來，隨“絲綢之路熱”持續升溫，中亞考古探險和攫獲文物竟成為外人瞭解新疆的視角。歐美的各研究機構和大博物館，紛紛出高價蒐集藏品，——你總不能建立起一個富麗堂皇的博物館，而讓它空著。這就從客觀上造成了亞非文明古國的劫難。步歐洲、日本後塵的美國，安德魯斯、華爾納兩支以“找寶”為目標的探險隊前往中國，而且都鎩羽而歸，以至美國的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的中國藝術館不得不以重金勸誘老探險家斯坦因出馬，赴新疆為其找寶。

另一方面，“五四”的民主、科學精神，在中國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早不是由西太后統治的國家。特別是當1926年斯文·赫定率先與中國學術界合作，成立了“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外國人以個人身份闖入西域已經成為過去。西域探險的“古典時期”結束了。而西域探險的“現代時期”到來的標誌，就是“荒漠獨行俠”退出西域探險史。特林克勒的遭際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特林克勒之後，1929年在和闐沙漠考古探險的，是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的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

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黃文弼曾寫到：

當餘等來新疆之前，有一德帝分子名椿克爾，藉遊歷為名，並無護照，欲在和闐考古，南京及烏魯木齊當局累電和闐阻止，而椿克爾非但不聽，反惡言相向，聲稱：“你們以前允許英國人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