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子口之役，###向西北撤退，而我向東南追擊；前小茴店之役，###分向西北與東北撤退，而我向西南追擊。

高階指揮官指揮之妙，令人莫測高深。

如此昏庸，安得為劉伯承之對手哉！”“‘攻其所必趨，趨其所必救’，使國軍處處被動，追隨敵人，劉伯承之運用，深合《孫子兵法》。

有人謂劉伯承指揮國防部，信然不謬！”“閱奸匪《重要檔案彙編》，覺劉伯承之學識、見解俱高，無怪乎以劣勢裝備，而迭次挫折我國軍也。

反觀我國軍將領之肯研究學術者，能有幾人？稍有一二有名之士，亦教條主義者而已。”

“再閱劉伯承重校《合同戰術》上部的《前言》，深覺其見解高明，非時下將領所可比擬。

”“前讀劉伯承重校《合同戰術》序文，覺國軍高階將領中，其才識無有能超過劉伯承者。

基此而論，國軍之指揮，又安能勝過###？”

這說明了劉伯承在作戰上和軍事學術上都戰勝了敵人，當然作戰和學術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的整體，兩者相互聯絡，就是劉伯承理論聯絡實際的實現，也是他反對的“瞎實際”和“空理論”所創造的成果。

溫故而創新紀念遵義會議勝利召開50週年之際，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1985年1月）一書。

其中收錄了劉伯承的《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情況》（提綱節錄）。

五次反“圍剿”時期，由於反對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劉伯承被免去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重新當上總參謀長的他參加了遵義會議。

由經歷了一下一上的直接體驗的劉伯承來寫這一份歷史事件的實況，那是最合適的人選了。

這篇文章對遵義會議關於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情況，進行了如實的評價，他又為黨史軍史完成了一樁重要工程。

劉伯承指出：“從寧都會議（1932年10月）到遵義會議，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者（以下簡稱三次‘左’傾）排除了毛主席的領導兩年零三個月之久。

在這段時間內，三次‘左’傾完全推翻了毛主席的做法，推行以公式教條為特徵的做法。

第一，在蘇區執行反富農的土地政策。

第二，在經濟非常落後的地區，推行城市搞工會經濟鬥爭的一套做法（八小時工作制、例假、增薪、雙薪等）。

第三，從‘九一八’日寇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