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黑錢。當年在他的轄區內，一般市民商戶幾乎都“買怕”他，每辦紅白二事，得先送“碧陳”（黑錢）到關帝廳，富家四五銀元，中等人家二三銀元，貧家也得送上一元幾角，並討回一張木板刻印的符咒式的黃色紙條，上書“附城花子陳起鳳”七字，帖在門口，以免群乞的滋擾，使婚喪諸事得以順利進行。據說這筆“碧陳”分為五份，丐頭佔一份，孝敬當地段警察一份，其餘三份為關帝廳所轄乞丐的福利開支，供病號醫療和殮埋之用。當然，陳起鳳自可中飽私囊，否則他哪住得起豪華居宅，養得起三五打手。

如是辦喜慶事，事主還得先備好一筵酒席，請陳起鳳赴宴，據說陳不管酒席豐薄，均是隻飲一杯酒，只吃一塊肉，隨後使人撤席，把剩下的酒餚全部搬回住處，以饗門下人，成為慣例。

當年曾發生過一件轟動省城的事。廣州河南有個富商做七十大壽，大排筵席，自恃家裡出了道臺（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階行政長官），腰幫夠硬，便不賣陳起鳳的帳，沒向關帝廳送“碧陳”。陳起鳳聞訊，大為惱火，隨即調兵遣將。

這一天，富翁正高高興興做壽，突然門外湧來一大群乞丐，喧譁噪吵，而且越聚越多，竟至一千餘人。他們砸爛排山，在階前隨意大小便，擾嚷終日，驅趕不散。富翁急差人上告官府，官府卻只是派了幾個巡警來虛應故事。富翁無奈，最後還是向關帝廳封了大封“利是”，在門前帖上“附城花子陳起鳳”的黃色“符咒”，群乞才相率散去。

事後，有人問知府的師爺：“知府大人為什麼不敢派兵彈壓？”

師爺聽了，淡淡一笑：“彈壓？一千多個乞兒（筆者注：廣州人稱乞丐為乞兒），如何彈壓？這些乞兒爛命一條，打死一兩個，非但不能殺雞儆猴，還只會使事態擴大，直鬧到不可開交；而且，他們背後還有個關帝廳！”

“那為什麼不抓幾個？”

“抓乞丐？”師爺大笑，“乞丐哪有怕抓的，乞討跟坐牢差不了多少！而且，牢房關得了多少人？如此管而無益的麻煩事，知府大人不去理，才叫高招！”

官紳平民買怕陳起鳳，但華林寺的和尚最後還是容不了他。主持僧以關帝廳人馬經常穿插寺門，胡作非為，有瀆佛門淨土為由，要陳起鳳搬出華林寺。到光緒末年，眾僧跟關帝廳人馬終於矛盾激化。宗教自有宗教的力量，再加上社會輿論的壓力，使陳起鳳不得不考慮再三，最後把關帝廳的大本營搬到河南大沙頭的金花廟。

在這之前，廣州城中不同的乞丐集團各有自己的乞食範圍，互不相犯，關帝廳主要起調節的作用。關帝廳遷到河南後，陳起鳳擴大了兼併範圍，一時聲望鵲起，廣州城中的大小乞丐頭目，先後拜在他的門下，尊他為大頭目，後來南海、番禺、順德、東莞各縣的乞丐，甚至一些江湖浪客也望風來歸，陳起鳳在下層社會中聲勢甚盛。這時，已是民國初年。

不過，陳起鳳當他的乞丐皇帝時間不久，便一病嗚呼。

後繼無人，關帝廳人馬群“龍”無首，隨即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西關、大東門、河南、新城、老城等各乞群的乞頭便自立門戶，割據地盤，不相統屬。群乞仍自稱是關帝廳人馬，但其總廳實際上已是名存實亡。

金城在1908年的初夏來到省城後，四處流浪，做了好幾年的乞丐，對關帝廳的情況可謂瞭如指掌，對各種行乞手段也甚是熟悉。現在，他想到了陳應，想到了他手下的群乞。

第二天晚上八點多鐘，進駐省城的滇桂軍首腦們正在桂軍司令部密謀如何借開會之機扣押昨天剛設立的“海陸軍聯合維持治安辦事處”主任魏邦平的時候，金城帶著姜雄、周韋青離開了小洋樓，向城北走去。

廣州城北是有名的觀音山（今稱越秀山，即越秀公園），山南麓有座著名的道觀，叫三元宮，至今猶存，而且香火甚盛，每逢中元節、重陽節等節日，人山人海，觀前馬路幾為之塞。左邊不遠，當年有座關帝廟，雖已是破敗不堪，卻是群乞們難得的棲身之所——四年前，也就是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廣州國民政府把省城中的寺廟拆得七幹八淨，沒拆的也多用來做了機關的辦公之所，很多原在破寺爛廟棲身的乞丐只得露宿街頭——金城記得陳應曾說過，他一般晚上棲身在關帝廟。

這一天是農曆王戌年十二月初一，時屆隆冬，又碰上寒潮襲來，北風呼呼。廣州冬天的寒冷是溼冷，跟北方的乾冷不同：氣溫不低，不會低於零上三度，但卻讓入覺得陰冷入骨，比北方的零下七八度還要覺得冷。天寒地凍，再加上兵慌馬亂，雖然才是晚上八點多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