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退卻了。以前——一半是受我的男友的影響——我決心好好學習，重新上一遍中學的課，準備中學畢業會考，儘管從補校出來仍會遇到很多困難。現在已談不上這些了。我知道我永遠也達不到。應該去透過心理檢查，去獲得科學院檢查員的特別許可，等等。不過我很清楚，我的檔案到了哪裡都會先入為主。

我只有我的男友了，這個小夥子很理智。後來，我逐漸與村裡其他的年輕人也混得很熟了。他們是一些與我很不一樣的人，但是很熱情。總的來說，他們的境況比鄰鎮的年輕人要好。他們形成了一個真正的共同體。他們甚至創辦了自己的俱樂部。一個沒有追逐女人的傢伙的俱樂部。俱樂部裡有規矩，完全是老式的。小夥子們常常多喝幾杯。這裡大多數小夥子和姑娘們對我不錯，儘管我與他們很不相同。

有一陣子，我甚至相信我可以變成他們那樣，或者像我的男友一樣。但是，這沒能持久。我與男友斷了交——很長一段時間以後——他想與我睡覺。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與戴特萊夫以外的小夥子睡覺。甚至都不能想象。我一直愛著戴特萊夫。我一直想念他。儘管我竭力不去這麼做。我有時給他寫信，寫的是沃爾弗的地址。但是我還是比較理智，從未把信寄出去。

我聽說他又坐監獄了。施特拉也進去了。他一直想與我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我被附近幾個年輕人吸引了。我能夠自由地與他們談我的問題。跟他們在一起。我感到受到了尊重，我不害怕他們發現我的過去。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幾乎與我一樣。在這個世界裡，不用扮演什麼角色，也無須去“適應”：我們的談話很投機。可是在開始，我還試圖存點兒戒心。因為他們多少都嘗試過吸毒。

我母親，我嬸嬸和我，我們仨人原先都以為這裡不存在吸毒。總之，吸毒在延續。新聞報紙談到海洛因時，總是隻談到柏林的這個問題，最多再涉及到法蘭克福。而且我原先以為我是這一帶惟一的吸毒者。

我跟我嬸嬸第一次去採購東西時，我才醒悟過來。那是1978年，我們去北愛斯特鎮買東西，這是一個新城，是漢堡郊區的一個住宅小區。跟往常一樣，我首先注意到那些傢伙有點心不在焉。我心想：“他們吸毒，他們注射毒品？或者他們只不過是大學生？”我們走進一家快餐館。一夥外國佬圍著一張桌子。其中兩個人突然站起來，想坐到另一張桌子上去。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立刻嗅出是在進行海洛因交易。我對我嬸嬸說，我想離開這個餐館，沒有向她解釋為什麼。

100米遠處，有一個賣牛仔褲的店鋪前，聚集著一大群人，我立刻分辨出其中的吸毒者。我驚恐不安。我抓住我嬸嬸的胳膊，我對她說應該趕快離開這裡。她覺察出一點苗頭，安慰我：“你與這些毫無關係。”我告訴她，我現在還沒有能力抵禦它。

一回到家裡，我立刻換衣服，卸妝。我再也不穿高跟鞋了。從這天起，我努力做到——至少從外表看來——跟我班上的女同學一樣。

但是在俱樂部，我卻經常與吸大麻和吸麻醉毒品的人在一起。一次，我抽了一支接有毒品的煙；另一次，我找了個藉口拒絕了。

後來我結交了一夥很不錯的人。鄰村的年輕人幾乎都是學徒工，他們受到了壓榨。一些人思考問題並提出問題。當我同他們討論時，我感到有所收穫。尤其是他們既不粗魯，也不好鬥。在這夥人中間，氣氛總是很平靜。

一天，我提了個愚蠢的問題：為什麼總是需要有一點超脫？他們回答我：這很顯然，應該使自己與一天的煩惱分離一下。他們在工作中感到很失望。除了一個人是例外：他是工會會員，並在他的公司裡負責青年職工的問題。他認為他一天所做的工作有某種意義。在他看來，人們可以改變社會。晚上，四分之三的時間，他甚至不需要一支菸來尋求安逸。他只喝幾口紅酒。

其他的人下了班總是又失望又窩火，工作在他們看來完全失去了意義。他們不停地說要辭掉工作。當大夥兒湊在一起時，總有一個人講述他與師傅的爭執或遇到的麻煩。於是其他的人就對他說：“別再想工作中的事啦。”大家輪流吸一支接有毒品的煙，晚會這才算正式開始了。

一方面，我比他們幸運點兒：我在學校的功課有時還能讓我喜歡。另一方面，我們都在一條船上：我也不知道那對我有什麼用。為什麼要有這些壓力呢？我現在明白了，我既不可能透過中學畢業會考，也拿不到畢業證書。另外我很清楚，即使我能得到一張優秀的學習結束的證書，一個過去的女吸毒者也完全不可能找到一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