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這時候我睜開了一隻粘滿眵目糊的小眼睛,偷著瞥了父親一眼。
按說名字這玩意兒,不僅僅是個簡單的符號,自打被書寫進戶口本兒裡,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這個人具有法律意義的“商標”了。在這“商標”上爹媽要是肯下點子工夫,保不齊日後就能給您家裡創造出個品牌兒來呢。
可我爸我媽生活的那個時代,人們不可能有什麼“品牌意識”,他們帶著某種偏見給我“註冊”了這麼個平庸的“商標”,於是就註定讓我大半輩子,活得是白不呲咧的,還談得上什麼品牌?
每天下午,我母親這個“超齡團員”都偷著跑回家給我餵奶吃,久而久之就成了不能克服家庭困難的“落後”表現,在入黨問題上輕而易舉地讓別人搶了先。我父親不幹了,兩口子心一狠,就把我給扔進了一個街道幼兒園。
那時候的幼兒園可比不了現在,大躍進的年代裡,一個阿姨帶百十個孩子,跟放羊差不多。那個破幼兒園裡有個倒黴阿姨,見天兒的把我給捆在床棖上,吃喝拉撒都在眼巴前屁大點的一塊地界兒,倆眼睛哭得跟爛桃似的。幸虧我當時不懂人事兒,要不然,非告她虐待祖國的花骨朵兒不可!
還就仗著姥姥每天接送,看著我那“慘相”,老太太急了,跺著腳說:“沒人看我看!”便把我打“虎口”裡救了出來。
於是,本人這一生的記憶,就從拽著我姥姥的衣襟兒起,一步步地伸展開來……
我們家就住在長安街的邊上,姥姥買菜、串門都要帶著我。後來可能是因為不方便,不知道從哪弄來了一架竹編的破童車,把我往竹車裡一擱,再把竹車往馬路旁的樹幹上一綁,老人家就該幹嗎幹嗎去了。
嘿,我姥姥個纂兒的!她可真放心,就不怕我被“拍花子”的給拍走嘍?
其實您不知道,五十年代的北京,那可真稱得上是“黃金時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和人的親和力還特強。我們偉大的黨和政府在開國的頭十年,用計劃經濟打造出了一個讓所有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們“回味無窮”的和諧社會。但也有遺憾,就是家裡頭的早餐,永遠是烤在爐臺兒上的那幾塊紅瓤白薯。
姥姥每天帶我到長安街的邊上玩,哄我看馬路上的大汽車,她就一邊擇菜一邊和小腳老太太們聊大天兒。
長安街上的那些刷著紅藍兩色油漆,努著大鼻子,“突突”冒著青煙的柴油汽車,老半天才過去一輛,我就沒了耐心,倒是趴在破竹車裡,每每長街西望,但見藍天如洗,群山延綿。那山近得,彷彿就在我們家的後院,最多是我住的這條衚衕的西口兒。層巒疊嶂,鬱鬱蔥蔥,邁腿即往,舉手可及。
那雄峰百仞,去天一握的西山,讓我的小腦袋裡浮想聯翩:大汽車開到那兒該怎麼走?飛過去?我特別想知道是不是“車到山前必有路”。
於是就鬧著要進山,我姥姥自然是不答應,於是祖孫倆面向西山“對”得楹聯一副。
上聯是:“姥姥帶我去。”
下聯是:“望山跑死馬。”
正趕上父親下班,又給了個橫批:“歇菜!”
晚上,鑽進姥姥的被窩裡,仍舊對“後院”的西山念念不忘,就沒完沒了地叨嘮:“姥哇,您說那山上都有什麼呀?”這個滿腹文章的老太太,出口便吟詩一首。
詩曰:“從前有座山,山裡有個廟,廟裡有個盆兒,盆兒裡有個罐兒,罐兒裡有個碗兒,碗兒裡有個小孩兒講故事。故事講的是:從前有座山,山裡有個廟,廟裡有個盆兒,盆兒裡有個罐兒,罐兒裡有個碗兒……”於是,我就睡著了。
翹首長街覽西山——這是迄今為止能回憶起的,在我的人生中最久遠、最深刻的記憶,它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1960年以前。
我的記憶既然是從山開始,也算是有“山緣”了,一位朋友曾掰著手指頭“算”,讓我在一張白紙上隨便畫點什麼,我就順手畫了座高山,於是他就撇著大嘴說我是“土命”。
我認頭了。土能生金,土養萬物,咱何樂而不為?
成人後遊歷了不少名川大山,拜謁了許多古剎禪廟,尤其是在喜歡上了收藏古代陶瓷以後,沒事兒就能想起我姥姥說的廟裡那些“盆兒了罐兒的”,只是一件也沒有“撈著”,卻滿眼是破塑膠袋兒和垃圾,好不令人掃興。
幼兒園裡的“么蛾子”
1960年以後,我被送進了“國家民委幼兒園”,境況就大大地改觀了,那可是一個“五十多個民族五十多枝花”的歡樂大本營。六十年代初,我們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