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其理事就在《金融時報》發出進攻號角：“把愛因斯坦請回歐洲！”　這位作者指出今後10年歐洲將短缺50萬名工程師和科學家。歐盟主席巴羅佐（JoséManuel　Barroso）也意識到了歐洲的創新、競爭力和經濟增長所面臨的危險，就提議歐洲要成為“吸引全球最優秀人才、創意和企業的磁石”，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按現行運作模式恐怕——“諾貝爾科學獎仍會留在美國”。

從1901年到1950年，歐洲培養了73％諾貝爾獎自然科學領域的得主，但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這些頂級科學家大部分都流失到了美國。這些人才的離去不只是帶動了科技中心的轉移，他們進入大學等教育機構也讓美國取代歐洲成為全球最優秀的人才培養地。如今，截至2005年，全世界學術排名前20所的頂尖大學，有17所在美國，2所在歐洲，1所在日本。在過去10年，只有20％的自然科學獎項給了歐洲科學家。美國則培養了40％以及聘用了70％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

儘管歐洲能從發展中國家補充更大量的人才，但是，這些人才未必是全球最頂尖，因為發展中國家堪稱世界頂尖的人才也一樣首選美國。何況，高階人才從來都是多多益善。因此，歐洲有識者都認為，歐洲需要像半個世紀前的美國一樣，拿出膽識、遠見、魄力，去把在美國全球最優秀的新愛因斯坦們請到歐洲來工作和居住。

從英國皇家學會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人才流失論”以來，歐洲國家的學者和媒體一直髮出警告，要求政府重視“人才流失”並採取措施。歐洲也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幾乎是不約而同，德國在2000年開始實施“綠卡工程”。法國在2007年開始實施“優秀人才居留證”和“外派職員臨時居留證”制度，英國則在2008年10月正式實施新的“記點積分制”移民制度。但是，以色列建國之後，邀請愛因斯坦出任具有象徵意義的第二任總統，都沒有完成將“愛因斯坦請回歐洲”的任務。

美國的經濟衰退提供了機會，但歐洲在人才戰爭中的實力卻不得而知。不過，可以預測的是，歐洲還會進一步調整移民政策，以更好地為全球人才戰爭服務。例如非法移民的打擊將會加大，普通人移民歐洲的困難也會加大，但他們會繼續擴大接納留學生，儘可能提高學費，握有巨大的財富或在商業、科技等領域才能非凡的人士也會更加受到歡迎。

人才戰爭：全球化製造

或許，你這輩子都不會出國，但從你喝的飲料、口袋裡的手機到上班坐的地鐵，都可能是“西洋貨”或有外資股份。如果有臺接上寬頻的電腦，那麼你能隨時訪問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與任何一個角落的朋友聯絡。

或許你會說，你是個生活在農村的農民，你是這輩子不需要跟外國人打交道的民工，你也不需要電腦、手機等任何高科技商品。但是，外國議員一個有關中國農產品殘留有毒化學物的提案，可能讓你田地裡的產品貶值。金融危機導致沿海大批工廠倒閉，一些從韓國、臺灣來的工廠主甚至可能沒有付清你的工資，就一夜之間消失。

這就是當下的世界，不管是否承認，我們的生活都被全球化聯絡成為一個整體。而人才戰爭能夠成為一場全球戰爭，也源於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讓人才成為第一資源。市場經濟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確立與接軌、世界各國產業發展不平衡、國際產業的轉移與分工協作、跨國公司的崛起……這些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也讓全球人才戰爭的發生不可避免。

全球化三個階段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將全球化劃為3個階段：“全球化時代”發生在1492年到1800年，主要推動力量是國家與政府；“全球化時代”從1800年持續到2000年，主要推動力量為跨國公司；2000年開始進入“全球化時代”，這一階段主要動力是網際網路和個人。

儘管托馬斯？弗裡德曼只是詮釋自己全球化的理念，但也折射出了一些人才戰爭新趨勢：例如跨國公司帶來的人才本土化；網際網路使個人可全球“零距離化”工作，因此使人才戰爭可以繞開國籍、綠卡、簽證等限制行事。但是，“國家全球化”時代的徹底結束，是以兩次世界大戰、世界殖民體系的瓦解作為標誌性尾聲事件；現代意義上跨國公司的全面崛起則發生在二戰之後；“個人全球化”時代的人才戰爭，最主要的推動力不是資訊科技革命和網際網路，而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確立，讓人才成為了國家發展的第一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