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幾天心驚肉跳，疑慮叢生。我考慮這件事只有兩個可能，不是日本人在我屋裡安上了什麼偷聽的機器，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說出了真話。我為了解開這個疑團，費了好大功夫，在屋裡尋找那個可能有的機器。我沒有找到什麼機器，又懷疑是德王成心出賣我，可是也沒有什麼根據。這兩種可能都不能斷定，也不能否定，於是都成了我的新魔障。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懂得的事就比“凌升事件”告訴我的更多了。我再不跟任何外來人說真心話，我對每位客人都有了戒心。事實上，自從我訪日回來發表講演之後，主動來見的人即逐漸減少，到德王會見之後，更近於絕跡。到了一九三七年，關東軍更想出了一個新規矩，即每逢我接見外人，須由“帝室御用掛”在旁侍立。

進入了一九三七年，我一天比一天感到緊張。

在“七七”事變前這半年間，日本加緊了準備工作。為了鞏固它的後方基地的統治，對東北人民的抗日愛國活動，進行了全面的鎮壓。一月四日，以“滿洲國皇帝敕令”頒行了“滿洲帝國刑法”，接著便開始了“大檢舉”、“大討伐”，實行了“保甲連坐法”，“強化協和會”，修“警備道”，建“碉堡”，歸屯並村。日本這次調來大量隊伍，用大約二十個日本師團的兵力來對付擁有四萬五千餘人的抗日聯軍。與此同時，各地大肆搜捕抗日救國會會員，搜捕一切被認做“不穩”的人。這一場“大檢舉”與“大討伐”，效果並不理想，關東軍司令官向我誇耀了“皇軍”威力和“赫赫戰果”之後不到一年，又以更大的規模調兵遣將（後來知道是七十萬日軍和三十萬偽軍），舉行了新“討伐”，同時據我的親信、警衛處長佟濟煦告訴我，各地經常有人失蹤，好像反滿抗日的分子老也抓不完。

我從關東軍司令官的談話中，從“總理大臣”的例行報告中，向來是聽不到什麼真訊息的，只有佟濟煦還可以告訴我一些。他曾經告訴過我，關東軍司令官對我談的“討伐”勝利訊息，不一定可靠，消滅的“土匪”也很難說是什麼人。他說，他有個被抓去當勞工的親戚，參加修築過一件秘密工程，據這個親戚說，這項工程完工後，勞工幾乎全部遭到殺害，只有他和少數幾個人倖免於難，逃了出來。照他看來，報紙上有一次吹噓某地消滅了多少“土匪”，說的就是那批勞工。

佟濟煦的故事說過不久，給我當過英文翻譯的吳沆業失蹤了。有一天溥傑來告訴我，吳是因為在駐東京大使館時期與美國人有來往被捕的，現在已死在憲兵隊。還說，吳死前曾託看守帶信給他，求他轉請我說情，但他當時沒有敢告訴我。我聽了，趕緊叫他不要再說下去。

在這段時間裡，我經手“裁可”的政策法令，其中有許多關於日本加緊備戰和加強控制這塊殖民地的措施，但無論是“第一五年開發產業計劃”，還是“產業統制法”，也無論是為適應進一步控制需要而進行的“政府機構大改組”，還是規定日本語為“國語”，都沒有比溥傑的結婚更使我感到刺激的。

溥傑在日本學習院畢業後，就轉到士官學校學陸軍。一九三五年冬他從日本回到長春，當了禁衛軍中尉，從這時起，關東軍裡的熟人就經常向他談論婚姻問題，什麼男人必須有女人服侍啦，什麼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啦，不斷地向他耳朵裡灌。起初，我聽他提到這些事時不過付之一笑，並沒拿它當回事。不料後來關東軍派到我身邊來的吉岡安直果真向我透露了關東軍的意思，說為了促進日滿親善，希望溥傑能與日本女人結婚。我當時未置可否，心裡卻十分不安，趕忙找我的二妹一起商量對策。我們一致認為，這一定是一項陰謀，日本人想要籠絡住溥傑，想要一個日本血統的孩子，必要時取我而代之。為了打消關東軍的念頭，我們決定趕快動手，搶先給溥傑辦親事。我把溥傑找來，先進行了一番訓導，警告他如果家裡有了個日本老婆，自己就會完全處於日本人監視之下，那是後患無窮的，然後告訴他我一定要給他找一個好妻子，他應該聽我的話，不要想什麼日本女人。溥傑恭恭敬敬地答應了，我便派人到北京去給他說親。後來經我岳父家的人在北京找到一位物件，溥傑也表示滿意，可是吉岡突然找到溥傑，橫加干涉地說，關東軍希望他跟日本女子結婚，以增進“日滿親善”，他既身為“御弟”，自應做出“親善”表率，這是軍方的意思，本莊繁大將在東京將要親自為他做媒，因此他不可再去接受北京的親事，應該等著東京方面的訊息。結果，溥傑只得服從了關東軍。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傑與嵯峨勝侯爵的女兒嵯峨浩在東京結了婚。過了不到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