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向我弔唁，並且立即拿來了關東軍司令官的花圈。我心裡越發奇怪，他們怎麼預備的這樣快呢？

由於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譚玉齡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時常和我談論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過書，知道不少關於日本人在關內橫行霸道的事。自從德王那件事發生後，我有時疑心德王亂說，有時疑心日本人偷聽了我們的談話。譚玉齡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這些。

吉岡在譚玉齡死後不久的一個舉動，更叫我聯想到，即使不是吉岡使了什麼壞，她的死還是和關東軍有關的。譚玉齡剛死，吉岡就給我拿來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讓我挑選。

我拒絕了。我說譚玉齡遺體未寒，無心談這類事。他卻說，正是因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為我辦好這件大事。我只得又說，這確是一件大事，但總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從事，況且語言不通，也是個問題。

“語言通的，嗯，這是會滿洲語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說：“民族是不成問題的，但習慣上、興趣上總要合適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