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掌子’裡，工人渾身都不穿一點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問又熱，再說只有一身破爛，爛掉了也沒人給你添。”

我們繼續向前走，走到電車道旁，載運著發光的煤塊的列車開過去了，穿著深藍色工作服的司機和王主任笑著打個招呼，駛過去了。王主任繼續說：

“那時候有電車走的道，沒人走的道。電車在這個地方就常撞死人。不過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麼了。礦工過去有句話：說自己是‘四塊石頭夾一塊肉’。在井下幹了十幾個鐘頭回到井上來，就算這一天又混過來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時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著，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了。連屍首都不一定找到，不是壓在石頭底下，就是叫水沙埋了。在這裡，”他停下了，指著路邊說：“我親自看見在這裡壓死了四個人。我十四歲就下井，自己也說不清跟閻王老子打了多少次交道。”

我這才知道這位精通業務的年輕主任原是礦工出身。他是個爽朗、活潑的人，他最後那句話是笑著說的。我決沒料到站在我們面前的這個愛笑的人，過去的經歷是那樣悲慘，簡直難以想象他是怎麼熬過來的。為了生活，當年，這個十四歲的少年每天要幹十幾個鐘頭的活，有了病，不敢躺下，因為怕被看做有傳染病隔離起來。工人們住的大房子，冬天沒有火，大多數人沒鋪沒蓋，有條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夠，每天每人只有八個蜂窩似的窩窩頭，因此，傳染病是極容易發生的。一九四二年，這裡發生的一場流行病，工人們到今天提起來還是餘悸未定。可怕的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曾把發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區用層層刺網封鎖起來，不準外出求醫，然後又逐家檢查，如果誰家有病不報告，日本鬼子就把大門釘起來，把人封鎖在裡頭。如果有病報告了，又不管什麼病一律填個霍亂，送進隔離所。人一進了隔離所就不用想出來，外面有電網圍著，洋狗看守著，每人每頓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就送到煉人爐裡燒死，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萬人坑裡。

“剛才你們看見的煤車上的那個工人，”王主任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叫邢福山，他的父親就是被活埋的一個。”

我們慢慢走著，巷道里有輕風迎面拂來，這是清新的溫暖的氣流，但我的心被過去的事凍結住了。經過一陣短暫的沉默，王主任繼續說：“從前這裡的空氣是混濁的，不幹活也可以把人間出病來。有一回我剛從井裡上來，問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頭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舉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裡最小，大夥全疼我，有人過來要和二把頭拆命，那小子一看就嚇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頭最怕的是特殊工人——這是鬼子送給被俘的八路軍戰俘的名稱，鬼子把他們押到礦上做工，這些戰士對鬼子不買賬，誰兇他們在井底下就揍誰，揍死了就埋在裡面。他們暴動了好多次，鬼子只好讓步，給他們吃好一點，客氣一點。鬼子和二把頭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響，總設法隔離開，可是我們也知道了他們的鬥爭，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頭的底，所以二把頭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溝裡的老鼠一樣。從那天起，我就看透這些人日子長不了……”

這個當初生活在爆炸、冒頂和二把頭皮鞭下的少年，他怎麼熬過來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問題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有多麼強烈的自信！當初他在那樣艱難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經看透了鬼子和二把頭的底細，而我在那時是什麼樣子呢？是已吃膩了葷腥，丟盡了尊嚴，天天打針吃藥，內心充滿了末日的情緒。這和當初的這個少年的心情是多麼強烈的對照！在那樣的日子裡，他就把我們這類人看成了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樣呢？

我想起了試驗瓦斯勝利的那個故事，想起故事裡的老年工人和家屬們的眼淚，想起故事裡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話：“我們又勝利了！”這句話裡充滿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們的眼裡，社會、人類、自然，一切奧秘都是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個皇帝又算得了什麼？未來是他們的！這是為什麼方素榮、劉大娘和他的兒子所以能寬恕我的又一個原因。

一切都變了！變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從平頂山上的新生的叢林到礦山上的每塊石頭，都有了變化。變化也反映在我們所看到的各種人身上：養老院裡正展開比健康、比長壽的老人是變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結婚照片是變化，年輕的王主任也是一個變化……一切變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變化。

說明這一切變化發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頭的照片，是幼兒院孩子們唱的歌，是龍鳳礦捲揚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