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會的情況，由它負責集中起來向所方反映，並且要提出它的看法和意見。學委會有委員五名，由選舉產生，經所方認定。除一名主委外，四名委員分工管學習、生活、體育和文娛。各組的學習組長和生活組長跟它的學習委員和生活委員每天聯絡一次，彙報情況。這個組織的成立，讓犯人們感到很興奮，覺得這是所方對我們的改造具有信心的證明，有些人從這上面更意識到了思想改造是自己的事。後來事實證明，這個組織對我們的改造具有重要意義。不過在它剛成立的那段時間裡，我的心情卻跟別人不一樣。這五名委員中，有兩名是我的家族，他們是在檢舉時對我最不留情面、最使我感到無地自容的人：一個是老萬，擔任主委；一個是小瑞，擔任生活委員。

學委會成立不久，便透過了一項決議，要修一座運動場。我們原先用的運動場是日本戰犯修的，現在要自己平整出一塊地方，做我們一所的運動場。生活委員小瑞負責組織了這次勞動。第一次上工，我就捱了他一頓當眾申斥。在站隊點名時，我忘了是為了什麼瑣碎事，照例拖拖拉拉，落在別人後頭。我邊繫著衣釦，邊向隊伍這裡跑著，忽然聽見了一聲喊：“溥儀！”

“來了來了！”我答應著，跑到排尾站下。

“每次集合，你都是遲到，這麼多的人只等你一個，一點都不自覺！”他板著臉，大聲地向我申斥，“看你這一身上下，邋里邋遢！釦子是怎麼扣的？”

我低頭看了一下，原來釦子都扣錯了眼兒。這時全隊的人都扭過頭來看著我，我的手指哆嗦得連釦子都摸不準了。

我甚至擔心過，生活檢討會的記錄到了他們手裡，會給我增添一些更不利的註解。這時我們組裡的生活檢討會，已經很少有從前那種不是吵嚷一氣，就是彼此恭維一番的情形了，比較能做到言之有物，至少是比以前採取了較為認真的態度。其原因，一則是有些人去掉了思想負擔，或者是對改造有了些認識，因而出現了積極性，另則是像過去那種隔靴搔癢的發言，到了學委會那裡首先過不了關。我這時對生活檢討會感到的變化，是別人對我發言完全沒有了顧忌，特別是由於新編進這組來的夥伴中，有一個是最熟悉我的大李，而且當了生活組長。人們批評起我的缺點來，經他一介紹、分析，就更能打中要害，說出病根。有了大李的分析、介紹，加上同組人提出的事實材料，再經學委會里老萬和小瑞的註解，我還像個人嗎？

我從前在遇到外界的刺激，感到十分沮喪的時候，有時自怨自艾，把這看做是自作自受，有時則怨天尤人，怨命運，怨別人成心跟我過不去，最早的時候，則怨共產黨，怨人民政府，怨所方。現在我雖然也怨天尤人，但更多的是怨自作自受，對共產黨和政府，對所方，卻越來越怨不上了。在檢舉認罪期間，我看完別人給我寫的檢舉材料，知道我一切不願人知道的全露出來了，政府方面原先不知道的全知道了，想不到我競是這樣的人，照理說即使不報復我，也要放棄改造我的念頭。可是，檢察人員、所長以至元帥卻仍對我說，要學習、改造，重新做人，而且這種意思貫串在每個工作人員的思想中，表現在每件具體事實上。

操場完工後，學委會決定再美化一下我們的院子，要栽花修樹，清除雜草，墊平窪坑，迎接五一節。大家都很高興地幹起來了。我起先參加墊大坑的工作，江看守員說我眼睛不好，恐怕掉到坑裡去，便把我的工作改為拔草。我被分配到一塊花畦邊上，幹了一會兒，蒙古人老正走到我身邊，忽然一把搶走我手裡剛拔下的東西，大叫大嚷起來：

“你拔的是什麼？呵？”

“不是叫我拔草嗎？”

“這是草嗎？你真會挑，拔的全是花秧子！”

我又成了周圍人們視線的焦點。我蹲在那裡，抬不起頭來。我真願意那些花草全部從世界上消失掉。

“你簡直是個廢物！”老正拿著我拔的花秧子指著我，繼續叫嚷。

這時江看守員走過來了。他從老正手裡接過花秧子，看了看，扔到地上。

“你罵他有什麼用？”他對老正說，“你應該幫助他，教給他怎麼拔，這樣他下次才不會弄錯。”

“想不到還有人認不出花和草來。”老正訕訕的。

“我原先也想不到，那用不著說。現在看到了，就要想辦法幫助。”

從前，我腦子裡這“想不到”三個字總是跟可怕的結論連著的：“想不到溥儀這樣蠢笨——不堪救藥！”“想不到溥儀這樣虛偽，這樣壞——不能改造！”“想不到溥儀有這樣多的人仇恨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