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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1903年間，那還是光緒皇帝的時候，清政府下詔允許鐵路民間商辦。粵漢、川漢鐵路是溝通南北和深入內地的兩條重要幹線，因而成為帝國主義爭奪的目標。

為了奪回這兩條鐵路的自辦權，廣東、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採用徵集“民股”的辦法，由地方政府在稅收項下附加租股、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等，來籌集築路的資金。經過幾年的籌集，不僅四省的紳商、地主成了股東，連一些農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達白銀一千二百四十萬兩。

不料1911年月，攝政王載豐根據郵傳部尚書盛宣懷擬訂的“鐵路國有”方案，頒佈上諭，宣佈將鐵路幹線都收歸國有，只有支線才允許民辦。

盛宣懷這一政策的依據是，中國民間建設和經營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須把鐵路幹線收歸國有，交由富有經驗和技術的外國人來辦。

在粵漢、川漢鐵路這兩條鐵路的籌辦過程中，幾省人民吃夠了苦頭，期待的就是鐵路築成後的收益。清政府一紙文書，頓時希望破滅。尤其激起民憤的是：對川漢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現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換髮給國家鐵路股票，概不退還現款。不許四川省股東保本退款，而只允換髮鐵路股票，也就是說：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奪款。

民怨沸騰中，有傳言又火上加澆油：粵漢鐵路北段川漢鐵路廣宜段，將交給英、美、德、法四國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換取六百萬英鎊的借款，而在這一過程中，主事的有關官員在辦理鐵路出讓中可以獲得大額回扣！

切身利益的受損，民族自尊的受傷，再加對腐敗官場的憤恨，怒火和怨氣席捲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內外。

湖南紳商群起爭路，5月14日長沙各界群眾萬餘人集會，迫使湘撫奏請朝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後，各界群眾相繼罷工、罷課、罷市，全省拒交租稅。湖北商民亦群起抗爭，提出“存路救國”口號。廣東市民痛斥朝廷出賣路權，並拒用官發紙幣，擠兌現銀，以示抗議。留日中國學生也紛紛集會聲援，表示“路存與存，路亡與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漢鐵路公司舉行緊急會議，決定馬上組織保路同志會，並連夜即發通知，第二天即宣佈成立。

6月17日，成都嶽府街上水洩不通，兩千多人到會。大會開始後，羅綸、鄧孝可、劉聲元等相繼演說，聲淚俱下。羅綸登臺後向滿場一揖，開口說道：“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言罷大哭，頓時滿場號啕，哭聲長達二三十分鐘。被派來彈壓的警察手中握槍，眼裡掉淚。

保路同志會就此成立，推舉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會長為羅綸。

蒲殿俊是個立憲派，本反對革命，但清王朝的行為把自己人也推到了對立面上。

保路同志會成立當天，全體出席者前往布政使衙門請願，布政使兼護理總督王人文親自出來接見請願者，對他們表示同情，答應代為力爭，說他只要在任一天，就絕不辜負大家的期望。

王人文立即上書說明情況，攝政王的答覆是“奉旨留中”。所謂“留中”，就是留在宮中，不予答覆。

王人文再奏盛宣懷一本，說盛宣懷“蔑法媚外，誤國殃民”，要求“嚴治其罪，以重國典”；併為保路同志會說情，說他們只是言辭激烈，從來沒有擾亂治安。

清廷回覆：借款合同絕無反悔之理，四川人如果再鬧，就拿你王人文是問。

請願無效，保路風潮越刮越猛。正直的王人文先被免職“候訊”，後被扣留在西安“聽候查辦”，幸好武昌起義馬上爆發了，手忙腳亂的清廷將他革職了事。

民國後，王人文在天津隱居幾十年，與世無爭。

保路鬥爭一直在立憲派蒲殿俊等“文明爭路”的指導方針下進行。以幾十萬兩白銀買來川漢粵漢鐵路督辦肥缺的端方，卻以他一紙奏章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端方的奏章寫道：“自鐵路國有命下，反抗者近盡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紳董，多不謂然……”他還把這一赤裸裸強姦民意奏章給蒲殿俊看，要蒲殿俊等死心。

8月25日，蒲殿俊將端方奏章內容在川漢鐵路股東特別會議上報告，頓時全場開鍋，痛罵聲、嚎哭聲、捶胸頓足聲、掀桌子砸板凳聲響成一片。

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由此在成都發端，迅速席捲全川各地。

成都城內，家家戶戶門前貼上了當年下詔允許民辦鐵路的光緒皇帝的牌位，左右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