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之所以選中林紓來充當這個倒黴的角色，就是因為林紓名頭特大。除了其翻譯小說在普通讀者中風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1918年之前，已出版《畏廬文集》、《左孟莊騷精華錄》、《韓柳文研究法》、《畏廬續集》、《春覺齋》、《左傳擷華》、《論文講義》、《文法講義》、《文章流別》、《文學史》等大量詩文和學術著作。在當時的文化界，不論是創作還是研究，林紓都可謂是頭號古文大師——樹一個文言文上最牛的人為靶子來攻擊，最能擴大“廢文言倡白話”的影響。

林紓被新文化陣營選為“頭號敵人”，還在於其他老派人物對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裝聾作啞之時，他已有些回應，對“廢文言”頗有微詞。他又是最可能站出來代表舊陣營上陣的人。

林紓的厄運來了。他果然按捺不住，參與了這場讓他在文化史上身敗名裂的論戰。

我們知道，白話文的確在短時間內排山倒海般取代了文言的正宗地位，林紓當時肯定失敗得夠狼狽。這也正是後世所熟知的林紓形象：不識時務，因循守舊，螳臂當車。2005年出版的一本《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論》裡說，“林紓對新文學運動的攻擊是聲嘶力竭而又蒼白無力的”。對守舊派代表林紓及其失敗的這種描述在大學教材裡代代相傳，成了他擺脫不掉的“臉譜”。

新文化運動已過去八九十年，今天，可以全面瞭解這個人物，心平氣和地回顧林紓與新派的論戰，洗去激進的五四時代塗抹在這個可敬的老人身上的那些不公正的色彩了。

林琴南出生在福州城東蓮塘一戶貧寒人家，五歲那年，租船運鹽的父親遇到鹽船觸礁沉沒的慘禍，林家傾家蕩產賠償損失，然後父親拋妻別子，渡海到臺灣打拼。

幼年的林紓由外祖母啟蒙，他天資聰穎，一走到書塾窗外就捨不得挪動腳步，然而家裡沒有錢給他上學。林紓愛書，買不起，就借；借來，就抄；還到垃圾堆撿破書，撿來粘好補齊。偶爾，有人送他一兩本舊書，他如獲至寶，把書讀了又讀，然後小心珍藏。

他曾在居室的牆上畫了一口棺材，旁邊寫道：“讀書則生，不則入棺。”

十六歲時，林紓也到了臺灣，和父親一起經商。他做生意業績平平，在臺灣三年並未賺下什麼錢，隨即返鄉娶妻。岳父希望他光宗耀祖，出資讓他繼續讀書。三十一歲時，林紓才中舉。

林紓和夫人劉瓊姿育有一女二子。然而，1893年之後的幾年裡，長子、妻子、次子、女兒相繼辭世，命運對他極其殘忍。

痛失親人的林紓幸好還有一群朋友。朋友在他危難之時予以勸慰、幫助，他對朋友的回報也是赤膽忠心。成了大名人之後，五十多歲的林紓得知早年朋友丁鳳翔生計無著，靠給人寫狀紙餬口，就寄信問候，並寄去二十大洋。錢寄到丁家時，丁鳳翔正患重病，無錢求醫，這二十大洋不啻成了救命錢。林紓聞訊馬上又寄去一支人參。此後每年總要寄去六十或一百元錢，一直持續了十三年。

丁鳳翔七十三歲那年自沉江中，林紓揮淚寫下祭文，爾後盡心盡責撫育他的幼孫。

林琴南還有一個少年時結識的朋友王灼三。清貧的王灼三病逝時，林紓替他辦了後事，又拿出四百元給他的妻子，並將其子王元龍領回家中撫養，學業方面給予悉心指教。

林紓先後為親友撫育孤兒七八人。

在思想上，讀古書、寫文言的林紓也跟後世所草草描畫的“保守者”形象有不小差距。在清末，林紓屬於眼界開闊、思想開放的人，他主張維新和君主立憲；他同情中國婦女命運，是中國最早倡導女權的人之一；他還反對官本位傳統意識，呼籲實業興國。另外，他翻譯了那麼多西方小說，使國人瞭解了外國的文化與人生，增強了變革的願望，從這一點上，他也可以說是新文化的先驅。

他更是一個愛國者。1884年，停泊在福州馬尾港的法國軍艦突然向中國軍艦開炮，擊沉中國軍艦十多艘，中國官兵死傷七百多人。林紓聞訊，與友人相抱大哭，並於三月後在福州街頭攔住欽差大臣左宗棠的馬請願，請求查辦當初謊報軍情、掩蓋損失的軍務官員，友人形容林紓當時“目光如炬”。1897年德國佔膠州灣，就在康有為等“公車上書”之時，林紓與高鳳歧等也三次上書御史臺，強烈抗議德國強佔土地，並陳述籌餉、練兵、外交、內治四項建議。

吝嗇的歷史為一個文人留不下那麼多篇幅，林紓的這些良好行跡和可貴品德都消失在歲月的煙雨中。後人記得他的，就是不懂外文而成了翻譯家，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