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唯心主義其實是逼出來的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總等待外界改善，那差不多是河清無日、卻守株待兔。有了主體意志，則外在的磨難便成了玉成的磨練。

那位到南京當學道的王純甫與上上下下的關係都相當緊張，陽明剛聽到這個情況，一開始心裡很不是滋味，後來就高興起來。他寫信告訴純甫，感覺不好是世俗私情，感覺高興是說明你正在像要出爐的金子一樣、經受最後的冶練。現在的難受事小，要成就的重大。這正是變化氣質的要緊關頭：平時要發怒的現在不能發怒，平時憂惶失措的現在也不要驚恐不安。“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他說，天下事雖萬變，我們的反應不外乎喜怒哀樂這四種心態，練出好的心態是我們學習的總目的，為政的藝術也在其中。

自得，自得，就是在千變萬化的境遇中，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自己能找到良好的心態，自己能聽從靈魂的指令，保持虛靈不昧的狀態。這是自家吃飯自家飽的事情，誰也不能給誰、誰也替不了誰，自己也不能從外頭弄進來，必須從自己的心本體中領取能得到的那一份。你自修到什麼程度就得什麼果位。

王純甫收到陽明的信，琢磨了好長時間，給陽明寫了封回信，辭句非常謙虛，但語意之間其實是很自以為是的。陽明很反感自以為是，因為這事實上是沒有求益的誠意，覺得說什麼，對方也聽不進去。本想不予理睬了。後來，想了想，生命不永，聚散無常，他自以為是是他犯糊塗，並非明知其非來故意折騰我，我怎能任性只顧自己？

自得之學的天敵便是自以為是。後來心學門徒就有把自以為是當成自得之學的，所謂“良知現成”就是他們的口號，害得劉宗周一系用“慎獨”功夫來補救這種放蕩習氣。

王陽明深知箇中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的界線。首先是個“誠”的真偽深淺的問題。自以為是者都認為自己是真誠的，弄不好還認為唯我“明善誠身”，別人倒是在裝蒜。自以為是往往是自得的頭一項碩果，而且絕對是自得出來的。怎麼辦？

這其實是人類的絕症，也是東方主體哲學的“天花”－－不自信其心就不會嚮往那絕對的善，太自信其心必自以為是。而自以為是是什麼也得不到的。

王陽明的辦法不可能是科學的辦法，只能是準宗教的辦法－－這兩種辦法都只能得手一時而遺患頻乃。問題也同樣出在超越界線上。科學的辦法適應於提高全社會的總體素質，宗教的辦法適應於提高個體的良知。若用後者取代前者，必出現造神運動、極左思潮。若用前者取代後者，必出現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病、文明病。

朱熹是想把心靈問題學術化，類似於用科學解決宗教問題，也的確出現了只有學科而無學的問題，尤其是成為應試的舉子業後，與微妙的心靈幾乎毫無關係。

陽明是想找回這個“學科”的靈魂，把學術問題變成身心問題，　而且這個轉化是不能把“外”當成“內”的，要從內心向外轉，擴良知於事事物物，而不是相反。怎麼克服自以為是的問題呢？只有更真誠深入的信仰心中的上帝。用人人心中本有的無條件存在、無限綿延的大“是”－－他後來管它叫良知－－來收拾每個人的那點自以為是。王純甫就是支離外馳而不覺，以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逐個求個至善，才能得到“明善”－－這類似後來唯物主義的無數相對真理之和就是絕對真

理的說法，現在已基本被證明是幻想。陽明只能是堅持他的唯心一元論：

“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

若將心與物分為二，必活得破綻百出，遇事便紛擾支拙。而盲目自以為是；是〃認氣作理；冥悍自信。〃這種人其實是瞎牛。　所以；必須在事上練心，克服自以為是的良方是“必有事焉”，在實踐中矯正自以為是。“心外無事”既闡明瞭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表明了事不在心外，幹事即是在練心。

王陽明最反對“墮空虛”，他不滿於佛教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一事不幹，既放棄了倫理責任，又無法找到活潑潑的“心”。這種辯證法形成了王學絕對唯心又絕對實用的那種實用形而上學的身手。即非邏輯的也非經驗的，而是即先驗又管用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誠則成物矣，而不誠則無物。這就能直入堯舜之道了，而朱子的工作則只是勾縫而已。

１２．大量者用之即同　小機者執之即異

自得之學雖是陽明自得而來，卻得了湛不少強化訓練。所以，王總說湛使他去了邪僻，得入正道。這其中有客氣、推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