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每每督兵追剿，不過遙為聲勢，等著匪散圍自解，而終不去決一死戰，原因蓋在於無賞罰以激勵人心。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免坐視之罰；應名追捕，聊為招撫之媒。南、贛之兵本有數千，然而卻不見敵就跑，不等打就敗。原因在於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罰。最後，他請求朝廷讓他用已練出來的這兩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給他提督軍務的全權，再借給他朝廷的旗牌，給他直接賞罰下屬的權力。他保證能取得比大軍會剿要省半費而加倍的功效。他等於向朝廷立了軍令狀：給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軍誅賞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賊不滅，臣亦無以逃其死矣。

朝廷一干文官反對這樣做，就一直拖著－－低下辦事不利，皆由上邊形式主義養成的官僚主義，大明朝後來不得不亡也以此。

而搞“團練”這一套，陽明教會了曾國藩。成了國潰時期的救命稻草。

王陽明在民眾那裡獲得了肯定。在班師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頂禮的跪拜。回師上杭，正趕上那裡久旱不雨，他就祁雨，還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面歡呼，一面覺得不滿足，讓他再求雨。他就又求，並向上天保證馬上班師，不再起刀兵。還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為他是神仙，說他的軍隊和求來的雨都是及時雨。他就作了篇《時雨堂記》－－因為人們要把他求雨的那個臺子叫做“時雨堂”。

他去時還為“瘡痍到處曾無補”而說氣話－－還不如回南京舊草堂過清燈苜蓿生涯。今天看見自己的“作品”了又高興得喜氣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農蓑下夕煙，人們又過上太平日子了。為了這場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詩。他是從心裡熱愛老百姓的。

為了讓百姓長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陽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後代不再當土匪，他熱情地響應了下層的請求－－在樟南河頭地方建立一個平和縣。他將下級官員、民眾的一致要求轉達了之後，加以深度論證。他不像別的官員那樣成為“梗阻”反而成為變壓器，這就是民眾之福了。他一開始有這樣的顧慮：大軍過後繼以重役，百姓難以承受。他還實地考察了一番，詢問父老，眾口一辭，都盼望著建縣，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動奉獻木料和石頭，他們自發的來義務勞動，但不敢擅自蓋縣衙門。他們最怕的就是上邊不同意，應了毛澤東的判斷：人民群眾當中蘊藏著巨大積極性。好官能夠將這種積極性組織起來，讓他們發揮出來，而壞官則把他們壓制下去。王陽明“教導”皇帝：河頭形勢，系江西、福建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但難保有餘黨不再嘯聚。過去，亂亂相承，皆因縣治不立。若於此地開設縣治，正可以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化為良民。

除了可以安置新撫「招降過來的」之民兩千餘口，更重要的是設立學校，透過教育永久問題。他提醒皇帝：“若失今不圖，眾心一散，不可以複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俯順民情，是他的基本指導思想。就像孟子和焦玉祿說的只要老百姓說好，就是對的。現在，地圖上的自然也是有實體的平和縣就是這麼出現的。

另外，他還在橫水建立了崇義縣。規劃土地建築民房，鼓勵山民修建梯田，以解決山多田少的矛盾。還鑿山闢路，以通險阻，用擴大交通的辦法達到開化民俗的作用。他的這些舉措證明他是誠心讓百姓好起來，不是單單鎮壓了事。所以不能說他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因為他還是農民生活的建設手。

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這樣評說陽明：“當桶岡橫水用兵時，敵偵知其講學，不甚為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

反正每當他與民眾在一起時，他就感到一種充實的發自內心的喜悅，這是心學有平民性的“內證”，也是心學受下等華人擁護的原因，因為它有種人情味、人道主義精神。這就很了不起了。

更讓他高興的是徐愛在　上買了塊地，和幾位同學在等著他同去過臥龍躬耕壟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筆調寫到：新地收穫少，那麼收稅也少，咱們再學學釣魚，－－但是我現在卻須向千山萬壑夜發奇兵。“百戰自知非舊學”，我多麼想跟你們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雖然知道徐愛病了，也甚為關切，幾次寫信垂問。但他沒想到他的這位顏回，不久即到了別一世界。

而薛侃、陸澄等學生這一年都中了進士。陽明卻說：“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搖動，如絮在風中，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