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的教訓：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閣的機會，以他那樣的能力，不是辦不到的。簡單一句，高拱和居正，只是同一範疇的人物，因為環境底不同，不免有少許的差異。不明白實際政治的人，也許因為他們不能合作，發生詫異，其實整個的政權不能容許兩個“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個的家庭不能容許兩個主婦共同主持一樣。

六月十六日過去了，十九日神宗召見居正。這時是辰刻，比平常的早朝，稍微遲一點。神宗吩咐居正跪到寶座面前，他說：

先生為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國家事重，只在內閣調理，不必給假。

居正叩頭，承認在閣調理，神宗又說：＇手　機　電　子　書　w　w　w　。　5　1　7　z　。　c　o　m＇

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

在神宗提起穆宗對於居正的言論，稱為忠臣之後，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視，俯伏奏稱：

臣叨受先帝厚恩，親承顧命，敢不竭才盡忠，以圖報稱。方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當先者，伏望聖明留意。

“先生說的是，”神宗說。

“今天氣盛暑，望皇上在宮中，慎起居，節飲食，以保養聖躬，茂膺萬福，”居正說。

“知道了。”神宗又說，“與先生酒飯吃。”（奏疏二《謝召見疏》，對話用原文。）

居正在召見以後，有《謝召見疏》，歷稱：“臣之區區，但當矢堅素履，罄竭猷為，為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為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職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締造之艱，念皇考顧遺之重，繼今益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這一次的召見，是居正為首輔以後，第一次的召見。他發表大政方針，只說“遵守成憲”。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時候，安石充滿了一頭腦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創制；但是明神宗的時候，居正只是充滿了一頭腦的“成憲”，他只要循名，要核實。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現實的政治家。居正所稱的祖宗舊制，便是太祖底舊制，一年以前，他為會試主考的時候，曾經說過：

夫高皇帝之始為法也，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算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莫能逾之矣！且以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眾之所為，乃以今之庸眾，而欲易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為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頌言而毋諱，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洩洩然，以為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為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於卑寡，勢之所阻，常在於眾強。下挾其眾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卻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也，所以興事也，故採其名，必稽其實，作於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於人之耳目，而入於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文集三《辛未會試程策》二）

以上所說的是制度方面。在人才方面，居正說過，“為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這一點見出居正底精明。高拱掌握政權的時候，異己的人一概排斥，這是高拱底偏私，以後高拱得到攬權擅政的惡名，未始不由於此。居正從這方面，得到教訓，決不重蹈覆轍，這是一。其次高拱是一個幹練的吏部尚書，他所提拔的人，沒有不是當時的人才。隆慶三年的冬天，內閣決定進攻廣西古田“叛”僮的時候，高拱用殷正茂為廣西巡撫。正茂有才，但是貪汙是免不了的。高拱說：“給他一百萬，正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