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戰爭也產生了緊張和不愉快的衝擊。十分有趣的是，法國受到的不利影響最小，因為它在這一次得益於它是多種因素混合的強國——在工業和經濟方面不像俄國那樣落後，而在“非軍事化”程度上則不如英國。在聖…阿諾將軍率領下東進的武裝部隊，由於在北非打過仗，所以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並且具有相當的海外征戰的經驗；他們的後勤和醫藥供應制度，與19世紀中期的政府能夠提供的任何這種制度一樣有效率。法國軍官有理由對那些與他們地位相當的經驗不足的英國軍官帶著超重行李的現象感到迷惑不解。法國遠征軍毫無疑問是最大的，並且在戰爭的重大突破中所做的貢獻也最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法國在這次戰鬥中恢復了拿破崙時代的遺風。

但是，到了戰役的後面幾個階段，法國開始表現出一些緊張的跡象。雖然它是一個富國，但它的政府不得不與鐵路建築商等人向信用動產公司和其他銀行家爭奪現成的資金。黃金正在流向克里米亞和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國內的物價上漲；歉收的糧食幫不了忙。雖然還不知道戰爭的全部損失（10萬人），但法國人對這場衝突的早期熱情很快就煙消雲散。通貨膨脹引起的民眾騷亂，加劇了塞瓦斯托波爾陷落的訊息傳開後引起的爭論，即正在延長的戰爭不過是迎合自私和有野心的英國的目的。到那個時候，拿破崙三世也急於要結束戰鬥：俄國已受到懲罰，法國的威信已經提高（在巴黎舉行的一次重大的國際和平會議上還會進一步提高），而且重要的是，不能因為把黑海周圍的衝突升級而過於分散對德意志和義大利事務的注意力。即使拿破崙三世不能在1856年對歐洲地圖作重大的改變，他也肯定感到法國的前途比滑鐵盧之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樂觀。在舊歐洲協作體中，克里米亞戰爭後的分歧使這種幻想又繼續了10年。

工業化與力量對比（14）

對比之下，英國人卻遠遠不滿足於克里米亞之戰。儘管作了某些改革的努力，陸軍仍是惠靈頓式的，而且它的統帥拉格侖在半島戰爭中實際上當過惠靈頓的軍事秘書。騎兵是勝任的（就騎兵部隊而言），但常常被誤用（不只是在巴拉克拉瓦），而且幾乎不能部署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攻城設施中。雖然士兵是作戰勇猛的健壯的老兵，但是在克里米亞雨季和冬季時保溫掩體卻驚人的缺乏，陸軍中對付大規模出現的痢疾和霍亂的醫療工作原始而無能，陸路運輸的不足，造成了激怒英國全國的不必要的損失和挫折。更加為難的是，由於英國陸軍像俄國陸軍那樣，是主要用於衛戍任務的長期服役的部隊，所以它沒有在戰時可資抽調的受過訓練的後備力量；但俄國人至少還能夠強制徵召數十萬新兵，主張放任主義的英國卻不能這麼辦，這就使政府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它必須大肆宣傳，廣召外國的僱傭軍，以彌補在克里米亞部隊的缺額。可是，當英國的陸軍一直處於法國的小夥伴地位時，它的海軍卻沒有真正的機會去取得納爾遜式的對敵作戰的勝利，因為敵人謹慎地將其艦隊撤入加固的港口內。

倫敦《泰晤士報》公開揭露了軍事上的無能和部隊傷病員的痛苦，公眾對此爆發的不滿情緒，這裡只能附帶地一提：它不但導致內閣的改組，而且也激起了一場關於“一個戰爭中的自由國家”內在困難的認真爭論。此外，整個事件表明，英國的貌似特別強大之處——低程度的行政管理、少量的帝國陸軍、對海上力量的嚴重依賴、對個人自由和不受約束的新聞界的重視、議會和個別大臣的權力——在全國被號召去對主要敵人進行一場一年到頭的廣泛的軍事行動時，就很容易轉化成弱點。

英國對這一考驗的反應（很像20世紀美國人對戰爭的反應）是：為了彌補過去的疏忽，撥給武裝部隊大量資金。交戰國的未經分類的軍費數字（見表11），對說明衝突的最後結果是大有幫助的。

表11。克里米亞戰爭中列強的軍費

（單位：百萬英鎊）

但甚至當英國自我激勵時，它也不能迅速地創造出足夠的表現實力的物資。軍費可能成倍增加，可能會訂購數百艘蒸汽輪船，遠征軍到1855年可能會享受到過剩的帳篷、毛毯和彈藥，好戰的帕麥斯頓可能會強調打垮俄羅斯帝國的必要性。可是如果法國走向和平而奧地利保持中立（這正是塞瓦斯托波爾陷落後一個月內發生的事），英國的小型陸軍是無所作為的。只有英國全國和它的政治經濟變得更為“軍事化”時，它才能鄭重其事地堅持單獨與俄國交戰。但是，對一個已經因克里米亞之役造成戰略、憲法和經濟方面的困難而感到不安的領導集團來說，可能帶來的代價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