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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194…195。

二、傳統與現代

無論如何,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及其後法國的命運都帶有讓人琢磨不透的傳奇色彩:大革命成功的碩果就是共和國,而建立這一共和國的人很快又去歡慶第一帝國皇帝的加冕儀式;繼之而來的是笨拙的路易十八再度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復辟;接下來,民主革命梅開二度,第二共和國讓人們重溫闊別已久的共和之夢;夢醒之後卻是新一輪的稱帝;接下來,再次的革命上演帽子戲法,試圖再度為人們找回共和國的感覺……正像勒龐所說的那樣,“自由之花並不會因專制制度被替代而綻放”。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96。法國的歷史成了一座圍城,人們以血流漂櫓的代價想要衝出圍城;然而,逃出圍城的人卻又變得無所適從。。dongdui。

傳統,揮之不去;現代,招之不來。

1。必然性之鏈

在勒龐看來,大革命期間接二連三發生的事件都有著內在的、不可避免的因果關係,有因為果,果又為因,因果迴圈,構成了一串的“必然性之鏈”。對於這一必然性之鏈,他認為,“我們有時可以選擇其中的第一環,但是隨後的發展就由不得我們了;我們可以自由地做出一個決定,卻無力改變它的結局”。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89。

勒龐以“必然性之鏈”來闡釋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關係,將人們的選擇限於最初的偏好,這就繞開了柏克和潘恩等人關於代際約束的爭論。以柏克和潘恩為代表的關於社會契約會不會在代與代之間形成約束的一個爭論。柏克認為,國家“不僅僅是活著的人之間的合夥關係,而且也是在活著的人、已經死了的人之間的合夥關係”,因而,傳統的改變應該是這一契約變化的結果,而不是當代人的為所欲為。而潘恩則認為,“每一個時代和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像它以前所有的時代和世代的人那樣為自己自由地採取行動”。參見[英]柏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29頁及[美]潘恩:《潘恩選集》,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17頁。勒龐認為,歷史的機器隆隆作響,其中充滿了種種不可預知的結果。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

民主革命失敗的病理分析——代譯序(8)

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是由一個哲學上的立法者根據一定的原則來建立的,而是由人們多樣而多變的需要經年累月不斷進化而成的。它不是邏輯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94。

在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之鏈”中,傳統居於這一“鏈”的源頭,它在事實上形成了一個民族文化創新的重要維度,那些由“歷代祖先建立起來的道德架構”成為“人類的真正指導原則”。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256。要理解一個民族特定時期的歷史,就一定要理解它所處的環境,尤其是要理解它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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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統:揮之不去

勒龐認為,大陸國家的革命有其類似性。那些歷史悠久,有著漫長封建傳統的大陸國傢俱有一種剛性的文化傳統。比如,勒龐認為,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有點類似”。勒龐將中國的辛亥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進行對比,認為中國人接受的共和觀念“或多或少地有點類似於大多數法國人在大革命期間接受的那種共和觀念。”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57。這亦為中國的史學界認同,陳寅恪認同中、法兩國人習性的相似。陳寅恪認為,西洋各國“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