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不在時間與空間中膨脹發酵。最後的結果就是：不拿人當人的人也做不成｜人，不是報應在現世，就是報應在來世；不是報應在本人，就是報應在子孫。於是，朱元璋做的孽也就報應在他那些乖戾的子孫身上，如崇禎皇帝一家。

中國歷史寫作的變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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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前些天我寫過一篇評論“歷史寫作”的短文，把你的“帝國”系列歸入此類。文中總結了它們的特點，其中之一是史料的紮實。我這裡有幾個小例子，希望閣下能就此談談寫作過程中選材取料時的立場與方法。比如，關於嚴嵩的年齡。嚴生於1480年，卒於1565年，享年八十五足歲，以虛歲計，可說八十六歲；書中說他八十七歲，雖不算大毛病，但覺有些勉強。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不妨談談。再如，關於徐階舉家遷徙江西一事，書中取最通俗的說法，認為是為巴結嚴嵩。但姜德成對此有極詳盡的辯駁：“厭吳中之俗，擇風俗淳樸之地徙之，是徐階一生夙願。”這點于徐階、明中後期的政治，顯然比嚴嵩的年齡重要得多，閣下為何取“巴結嚴嵩”說？你對姜的辯駁怎麼看？第三個小例子，其意義更非前兩個所能比的了，是有關朱元璋誅殺功臣的。基本事實是，明初四宰相，有三人被殺，徐達一死，有一種民間傳說，甚是詭異。但溫功義先生在他的《三案始末》一書中，以徐達身後所獲得的哀榮以及子孫們世代所享皇家的恩寵，直至明滅才止的事實，暗示他不同意徐死於朱元璋那隻鵝的傳說。甚至溫還不同意朱有計劃地誅殺開國功臣的意見。閣下書中很大篇幅，其立論的基點恰與溫的意見和質疑相反。一般而言，“知人論世”，當謹慎從之。閣下於此一點，常常是，結論所留餘地不多。請談談，處理重大史實，你所尊崇的原則是什麼？

李：我記不清楚計算嚴嵩年齡時的情形了，大體上是按照我老家計算人虛歲的方法，可能是把他老人家在母親肚子裡的十個月也算進去了，又加上了差額的月份。還有一個可能是：根本就算錯了。

我孤陋寡聞，不敢苟同姜德成先生對徐階的說法，譬如“厭吳中之俗”云云。既然“厭吳中之俗”，退休後幹嘛不到嚴嵩的老家——那“風俗淳樸之地”去住，而是在吳中老家一住就是十年以上，直到八十多歲高齡去世？說徐階什麼都行，只是把他說成是一位將追求“風俗淳樸”當成“一生夙願”的政壇老將、嚴嵩“小妾”之一，我不太敢相信。

至於朱元璋殺功臣的事兒，不談也罷。因為這方面的史料實在太多。有一百個人，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在一個愛誰誰的時代裡，對同樣的資料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讀，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同意朱元璋是“有”計劃地謀殺也沒有關係；那就說那幫傢伙是“無”計劃地被殺的好了；如果說連那十數萬人被殺也不同意，那也就不需要再說什麼了。

我多次說過，我沒有受過專業的史學訓練，也不是為躋身專業文化人圈裡而寫作。這使我時常暗自慶幸。專業人士對一件事情怎麼看，包括對我的寫作怎麼看，我基本不太在意。原因很簡單，就像在《大明王朝紀事》“尾聲”中那位裁縫荊元所說：僅僅因為“文化圈中人另有一番見識”。我只在意那些非文化圈中人的普通讀者的看法，只在意寫的是不是真話和這真話是不是有根據，只在意我所說的是不是符合人性、人生常識和良知。僅此而已。

不知道這算不算“處理重大史實時所尊崇的原則”？

劉：我沒把閣下看做明史專家，但我十分欣賞閣下解史的角度，也相信閣下的功夫。我有一個題外問題，藉此機會請教。1421年永樂帝遷都北京後，仍留南京為“陪都”，各職司照設如常，雖為閒職，但也能滿足中國人居官為貴的心態，而且仍有被擢拔京城的可能，嚴嵩即為一例。嚴長期在南京任閒職，直到嘉靖十五年，由夏言所薦入北京任禮部尚書。嘉靖朝的張璁和桂萼，原都是鼎力支援朱厚驄的微臣，在極短的時間內被拔擢入閣，兩人都在南京刑部待過。這“陪都”的衙門，像是明代官員選任的蓄水池，前後各朝少有耳聞如此設計者，歷代論者也少有人留意此處。如此重要的政治設計，長期被忽略，總覺惋惜。我的疑問是，永樂帝的這一心思，對後來兩百餘年的明代政治，甚或後來六百年的政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永樂帝之後的朱家子孫，殺官如麻，動輒成千上萬，與此制度設計是否有什麼關係？閣下書中特別注意到了自朱元璋始的明代殺官現象，以及給文官隊伍——換句話說是，給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階層帶來的巨大傷害，因此我不太相信你沒注意到這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