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於立飛上班之後，就讓安德生來自己的辦公室。安德生之前是分管全縣信訪工作的副局長，對程方的事情，應該知道才對。當然，他也不會僅僅聽信陳梅玉的一面之詞。可是現在程方已經被死緩，陳梅玉還堅持他是冤枉的，他才想過問的。

“老安，昨天晚上陳梅玉找到了我，程方的案子你應該知道吧？”於立飛等安德生進來之後，走到了沙發邊上，給他遞了根菸。

“知道的。程方，二級警督，六五年生人，**黨員。八八年調入潭州縣看守所，九八年起任看守所副教導員。在看守所工作的時候，程方當時就有違紀行為，而且還跟朱麗紅保持著不正當關係。原本局裡就準備處分他，正好發生了這件事，當時湯伯生和李青山親自督辦的案件。”安德生點了點頭，當時他分管全縣信訪工作，對陳梅玉可是記憶猶新。

“當時誰分管看守所？”於立飛問，董記純是去年才調過來的，程方發案的時候，董記純還沒有調來。

“趙力。”安德生說道，正是因為程方的案子，趙力才得以提拔為副政委，主管治安和派出所工作。

“我看過案卷，確實有一些疑點和違反法律程式之處。”於立飛說道，以現在趙力的身體狀況，讓他再介紹程方的情況，顯然是不合適的。

“於書記，程方的案子，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經複審，並且作出維持原判的判決，我們現在再提這件案子，是不是有些不合適？”安德生問，這件案子已經判了，而且程方也承認確實是他故意殺人，至於非法持有槍支，更是板上釘釘的事。

“法院判了的案子，就不一定都準確無誤嘛。”於立飛說道，法院只是根據當時雙方提供的證據，公安局提供的口供中，程方已經供認不諱，法院自然是根據口供來判案。可如果公安局的口供有問題，法院就有可能犯錯。於立飛仔細看過案卷，確實有一定的問題。

首先是公訴人對程方故意殺人的指控，主要建立在他曾在公安機關所做的惟一一次有罪供述；而這次口供所說的作案過程和細節，包括從哪裡入室、如何行兇、從何處逃跑等等，與辦案人員的現場勘查筆錄根本不符。

例如，程方在《訊問筆錄》中供述：七月十二日作案時，把繩子拴在被害人鄧某、朱麗娟夫婦家的樓頂一根鐵棍子上，從頂樓下到三樓進入鄧家南陽臺，在陽臺上用匕首扎傷鄧某，在門廳扎傷朱麗娟，然後開門逃走，把衣服扔在她家門口，穿的球鞋扔在半路……

公安機關的《現場勘查筆錄》顯示：兇手當時是將一條尼龍繩系在樓內三樓和四樓間的樓梯扶手上，從樓梯轉角處的窗戶爬到北陽臺外，從北陽臺進入廚房實施作案，一雙棕色皮涼鞋遺留在案發現場。

其實是公訴人指控程方為洩私憤，殺傷鄧某、朱麗娟缺乏證據。因為程方缺乏作案動機！程方與受害人朱麗娟的妹妹有**關係。這種關係對受害人鄧某、朱麗娟並未造成任何損害。而且鄧某、朱麗娟也從未阻撓過妹妹與程方之間的這種**關係，程方為什麼要殺害鄧某、朱麗娟？受害人鄧某也曾親口陳述：程方與他和妻子朱麗娟之間沒有過矛盾。

再次，是程方沒有作案時間。根據潭州縣公安局的偵查結論，案件發生時間為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二時許。而程方家座機的話費清單顯示：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二時十分四十九秒，程方正在家中與朱麗紅通話。正打著電話，朱麗紅告訴程方，她姐姐家出事了，讓程方找車送他們去醫院搶救。拭問，如果案犯真是程方，他怎麼可能幾乎在案發的同時，還能跟朱麗紅在家中通話呢。

最後，李久明被捕後，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一些公安人員在偵查階段對自己刑訊逼供。《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利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一條也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我國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參加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第十五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證據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