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又是正確的，遲早會被用來判斷、抵制和修正文化。”

奴隸制的衰敗可以解釋這種生物學阻尼性。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奧蘭多·帕特森對全世界的奴隸社會史作了系統的研究，他發現，真正的、正式的奴隸制幾乎都有相同的興亡過程，在這些過程的末期，根源於奴隸制的一些特殊情況，再加之人性的上述阻尼性，共同導致了奴隸制的衰亡。

大規模的奴隸制往往開始於傳統的原始生產方式解體之時，通常，這是由於戰爭、帝國擴張、主要耕作物的改變等而引起的；這些事件反過來使許多自由的貧苦農民遷徙到城市中或新開闢的殖民地，在帝國的中心，越來越多的土地和資本都落入富人的壟斷之中，而城市勞動力卻緊缺，領土擴張把別的民族變成有利可圖的奴隸，暫時解決了經濟問題。假如人在那時是用奴隸社會的新的文化鑄造的，假如人的行動也象一種紅螞蟻那樣具有奴隸的天性，奴隸社會也許會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們所認識的最典型的哺乳動物和人的特性，決定了這種轉變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勞動階級進一步與生產手段脫離，因為他們厭惡這種普通勞動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同時，那些奴隸企圖維持家庭和種族關係，保持他們舊文化的殘餘，當這種努力成功之時，他們中許多人的地位有所上升，原先純粹被奴役的狀態也有所改變。當維護自我的行動受到鎮壓而失敗時，人的繁殖力自然下降，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輸入大量新的奴隸，這種頻繁的交替對奴隸和主人的文化都起著解體作用，由於奴隸主想在他們自己的文化中心生活更多的時間，遂釀成他門自己遠走高飛而只留下代理人監管奴隸的風氣，越來越多的權力落到監工手中，管理無方、野蠻虐待、奴隸暴動、破壞生產的事越演越烈，這個制度便慢慢走向衰亡。

靠奴隸勞動而生存的社會，從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的伊拉克和十八世紀的牙買加，還有其他許多弊病，許多還是致命性的，但奴隸制本身就足以決定這些奴隸社會的使命。帕特森寫道．“這些社會很快進入成熟期，它們輝煌的時間很短暫，它們帶著虛浮的榮華走向衰退，被人遺忘。”

奴隸在高壓下還是堅持要象人一樣生活，而不願作任別人役使的螞蟻、長臂猿、狒狒或別的什麼，這一事實使我相信，歷史的軌道可以預先測定，至少可以大致測定，事實上存在著若干生物制約因素，它確定了某些不可能的或禁忌的物件，可能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天啟命運（這個問題在最後一章將作詳述），在提出這一點時，我清楚地知道，對歷史程序作出這一種而不是另一種假設，卻是在人的能力之內，但即使自我決定的能力得以充分發揮，能源和原料危機得以解決，舊的意識形態被推翻，從而各種社會選擇都明顯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也只願意沿著少量的幾條路走下去，當然，我們可以試一試別的那些路子，但它們導致社會和經濟的混亂，生活質量的下降，引起人的抗拒和退卻。

如果歷史真的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在它之前的生物進化的指引，我們就能發現瞭解歷史程序的有價值的線索，方法是對當代各種社會進行研究，尤其是那一類社會，其文化和經濟特徵最接近史前時期居主要地位的那些文化和經濟現象，此類社會主要是狩獵－採集民族：澳洲的土著，卡拉哈里桑人，非洲的矮子黑人、波利尼西亞的安達曼黑人，美洲的愛斯基摩人，以及其他完全靠捕獲動物、採集野生作物為生的民族。目前還有100多種這類文化繼續存在。他們當中少有人數上萬的，幾乎所有這類民族都面臨著被周圍的文化同化的危險，或面臨滅絕，充分意識到這些原始文化的巨大理論價值的人類學家們，現在正力圖搶在時間前面，趁它們還未消失時把它們記載下來。

這些狩獵－採集者有很多特徵直接適應他們的粗野的生活方式。他們100人左右為一個群體，在營地附近遊蕩，並經常分散、聚會以尋找食物，25個人構成的一個小組，一般佔據1000千到3000千平方公里的範圍，與同樣數量的狼群佔有的活動範圍相似，但比一組以植物為食的猩猩所佔的範圍大100倍。在這個範圍內，某些地方被當作專有屬地而嚴加防衛，主要是那些保證有豐富食物資源的地方。部落之間的互相入侵，某些情況下升級為有限的戰爭，那是屢見不鮮的，人們認為“狩獵－採集”群體社會的一個普遍特徵就是這種相互戰爭。

這樣結成的群體實際上就是一個擴大的家庭，姻婚是在團體內部或團體之間透過協商和儀式而達成的，而對於由此產生的複雜的親緣關係，存在著專門的等級制和嚴格的規章制度，群體內的男子，雖然略有多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