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們用鏈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欄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艙裡，少奇同志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燈正在四下掃射，巨濤像矗立的牆壁，咆哮著滾來，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與箭一樣射來的雨點，飛濺到窗上。江面上一隻只小木船像是飄蕩的樹葉。少奇同志又命令為小船擋風。輪船橫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纜繩牢牢繫住……

清晨，風停雨過，江面上又恢復了平靜，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兩個落水者下船時激動地握住船長和水手們的手，流下熱淚。纜繩解開了，小船也一條條散去，上面的人們望著客輪漸漸遠離，不住地揮手致意……

這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但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心中。那險風，那惡浪，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神情，好像就在眼前。少奇同志與其他革命老前輩一樣，在危難時刻，總是挺身而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曾接到成千上萬封國內外來信，絕大部分是表達他們對少奇同志的懷念，使我極為感動。我深深懂得，這不只是對少奇同志一個人的懷念，而是對老一代革命家，對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作風的懷念。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漫長歲月裡，我感到他最寶貴的品質，就是對人民是那樣滿腔的熱愛，同人民的血肉聯絡又是那樣的深。我耳邊經常響起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句話：“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的確，無論在順境或身處逆境，少奇同志都是與人民同在的。

“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

全國解放時，少奇同志就極力主張共產黨員公開身份，以加強群眾對黨員的監督，保證執政黨不脫離群眾。他認為，過去在根據地、游擊區或白區，這個問題解決得比較好，因為不解決就不能生存。現在取得了政權，進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眾疏遠。這個問題必須引起特別的注意。他曾說：“我們反對國民黨，是因為國民黨欺壓群眾。如果我們自己執政，不代表群眾的利益，脫離群眾，甚至蛻化到欺壓群眾的話，那我們和國民黨有什麼區別？”為了保證黨不變質，他主張首先要加強群眾對黨的監督。每個黨員，包括他在內，都要受群眾、受組織的監督，而且應該歡迎別人監督；作為領導幹部，更應該這樣。

少奇同志參加制訂和執行政策時，都是堅持群眾路線的。無論到哪裡，他總要向那裡的群眾請教，做調查研究。即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從不輕率做出決定，總是反覆推敲，權衡利弊，與群眾共同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現在找到不少他的筆記本，上面記錄著他在找人談話時聽到的情況和意見，其中有各級幹部、工人、農民、軍人的反映，也有普通居民和資本家的反映。50年代初，他還特地從湖南老家找了幾個農民，擔任他的通訊員，要他們每年給他寫一兩封信，如實反映情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許隱瞞，只要是為大家、為集體的事，他一定回信。1961年和以後，在號召群眾向黨中央反映真實情況時，他幾次同幹部和群眾說過：“如果信寄不到，可以直接到北京來。為了群眾的事到北京來，路費歸我負擔。”

我們是跟人民在一起的（2）

也經常有這樣的事。某些方針政策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引起他整夜的思考，第二天早晨，就找來有關同志，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們，請他們提意見。有幾次，我聽見他對一些負責幹部說：“你認為我的意見對，就按照我說的去試試辦；你認為我說的不對，就不要去做。你如果去做，不要說是我的主意，免得下面的同志不便提反對意見。當然，如果實踐證明我提出的主意錯了，我願意跟你們一起分擔責任。”經過這樣反覆的摸索、試驗，再經過黨中央的討論和批准，一項政策才決定下來，重要的還訂為法律。凡是多年來證明仍為正確的政策，都是這樣慎重地訂出來的。

1957年，有些地方出現“鬧事”。春天，少奇同志到各地視察，找省、地、縣幹部談，找普通工、農、兵、學和知識分子等各方面的群眾談。我記得在河南新鄉，有家國營大工廠，因任務縮減，調了100多工人到五金生產合作社去做鉗子。廠領導工作草率，未徵得工人同意，採取了壓服的辦法，引起工人鬧事，還定為“反革命事件”。少奇同志聽取彙報時一言未發。到新鄉後，他找了有關幹部、群眾和“鬧事”者代表仔細問了事情的原委，認真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見，最後，他認為這不是反革命事件，決定推翻原結論。他找來了當地處理這件事的幹部，耐心做說服工作，搞通思想，讓他們主動去平反；並告訴他們，能勇於改正錯誤的幹部，只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