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大、小座談會，檢視山林、水塘、屋場、食堂、病院、集市、水庫、社隊企業……工作人員則進行家訪，或參加田間勞動。前後44天。

調查是為了認識世界，加以分析，找出改造世界的辦法。少奇說過調查研究的目的有3個：一是瞭解中央實行的政策是否正確，如公社實行的糧食政策、供給制、公共食堂等等，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不正確；二是已實行的政策夠不夠，出現什麼新情況，要根據新情況來修改政策，使它完善；三是要根據發現的新問題，提出應訂些什麼新政策。所以，關鍵就在於敢不敢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首先得從實際出發，弄清什麼是真實情況。而瞭解實情，有時在有些地方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次次錯誤的過火的鬥爭，搞得不少人不敢講真話，有的也不讓人講真話。常常遇到這樣的單位，負責人護短，特會來事，處處迎合上級的意圖；有的怕上級發現他們的缺點，搞一套封鎖訊息的辦法，或寫報喜不報憂的假報告，或召集積極分子開會佈置彙報口徑，甚至把有意見、敢說真話的人事先調開。少奇同志在一個大隊調查時，總支書記的彙報背得頭頭是道，田土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積、糧食畝產總產、徵購任務多少，食堂、託兒所辦得如何好，樣樣都說到了，總之是“形勢大好”。至於民情、災情、退賠……不是避而不談，就是輕描淡寫。說什麼拆房不多，已安排好了，平調款也基本退賠完了。這位總支書記曾是勞動好手，很能幹，報上只講好，不講缺點，她被吹得飄飄然，加上“左”傾思潮的影響，自以為“路線覺悟”高，正確的話反而聽不進去，幹部、群眾有意見也不敢提。當少奇同志找受過打擊的幹部談話的時候，她急了，先到少奇同志住處門前鬧，說：有人妨礙生產。繼而又到公路上叫罵。少奇同志仍約她談話，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擺事實，講道理，勸她“不要圖那個虛名”。最後，她終於心服口服，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說出了她虛報了什麼、隱瞞了什麼。所以，少奇同志感慨地說：我身為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想了解點真實情況還這麼難，想隨便找人談談話，都要受到責難，想同普通群眾和朋友通通訊，也被扣留。可見了解真實情況不只是開個座談會、聽聽彙報就能辦到的。看來要了解真實情況，有時得經過曲折的鬥爭，這需要有充足的勇氣！

敢於實事求是的一個範例（2）

要了解真實情況，就得聽取幹部和群眾的意見，正面的、反面的都要聽。想讓人說真話，首先要聽得進真話，聽得著不同意見。少奇同志多次提醒幹部們：不要怕人講閒話。有人當面不敢講，背後講幾句閒話，你們又去追問為什麼當面不講，背後亂講，這樣就閉塞了自己耳目。不敢直接同你們講，同你們的親戚講一講，不是也可以聽到人家的意見嗎？他講得對，好嘛，接受。即使講錯了，也傷不著什麼。如果背後也不敢講，你們就什麼意見也聽不到了。那兩年有一種反常現象，說真話的受壓制打擊，說假話者反被提拔重用（周恩來同志在討論書面報告時說過：當時提拔了一大批會颳風、拍馬、吹牛的“風馬牛幹部”），有些假話還是上面逼出來的。上面說糧食過關了，下面就到處“放衛星”；上面說一大二公好，下面就這也大辦、那也大辦；上面說畝產800斤是“左”派，下面就說畝產700斤為右傾。似乎這就是“緊跟”。否則，“右傾”的帽子扣下來，誰受得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言者無罪”，無論怎樣提倡“頂風”都是無濟於事的。因此，少奇同志說：“少數人頂，確實頂不住，大家頂才能頂住！要頂住瞎指揮等等歪風，最重要的一條是實行民主。”如果不講民主，僅僅提倡“不怕開除黨籍，不怕丟官，不怕坐牢，不怕離婚，不怕殺頭”的犯顏直諫，除了歷史上多幾個烈士，是不會有其他作用的。

實事求是，還要敢於承認事實，不能先入為主，帶著框框去搜羅某些事例來印證自己的觀點。有時收集了一堆材料，費時不少，還是不能判斷什麼是真實的，該辦的不該辦的，或該辦但尚無經驗因而有缺點需要改進的。這是由於思想上有了框框，無法正確分析問題，致使不能及時改正缺點和糾正錯誤。例如：“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分清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用這些框框來硬套，出了多大的問題也只是“一個指頭”，而且這一個壞指頭一晃也成了好的，如此指導工作，怎能不出亂子。所以少奇同志主張，各地有什麼傾向反什麼傾向，有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自己總結工作成績與缺點，是二八開就是二八開，是三七開就是三七開，倒三七的地方也有，這沒什麼可怕，可怕的倒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