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有人建議他擔任美聯邦財政部長一職，而這個職務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由大衛來當是再合適不過的，但大衛拒絕了這一建議。還有什麼能比銀行對大衛的吸引力更大？

面對流言蜚語，大衛似乎也總是能夠大度處之。一次，他的兒子對他說：

“爸爸，您處理銀行事務輕鬆自如，而且與銀行那些事務有關的訊息總逃不過您的耳朵，為什麼對那些誹謗您的話，您就要像聾子似的充耳不聞呢？天哪，難道就讓那夥人老是在一旁胡說八道，肆意踐踏您的名聲嗎？“大衛哈哈大笑說：“別這麼激動，孩子。如果那些製造謠言的人知道你已給氣成這副樣子，那他們就會得意死了。明天，他會編出十倍的謠言出來。你只要不理睬他們就是了，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他們會以與一個洛克菲勒打官司為榮的。而且，人們愛信什麼就信什麼吧。如果他們真的想把我看得很高，認為我比總統還有權力，那也不錯嘛！“謠言終歸是謠言，它在自信的大衛面前沒產生任何影響，但大通銀行業務上的挫折卻給大衛震動不小。大衛的事業看起來是由一個接一個的勝利連線起來的。他自己回憶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只遭受過幾次戰術性的挫折，但沒有戰略性的失敗。“然而，就在他一連串的“　海外戰役”取得成功的時候，在自己的陣地上卻意外地受到了挫折：大通銀行近一個時期經營不利。

1971年～1972年度，幾個月之中忽盈忽虧。一位執行人員說：“這是本行歷

史上最黑的一年。“好象走了一步錯棋，接下來步步都跟著錯。年底，虧損

狀況持續如舊。而在1972年的頭6個月裡，大通的盈利率只有1　％，而它的

最大的競爭對手—花旗銀行的盈利卻增加了16　％。而且，後者的董事會還

預計在將來的盈利每年會增長15％～20　％。為什麼會出現目前這種處境？這裡面有客觀的原因。首先，大通銀行的對手花旗銀行由一位精明強悍的人物領導；其次，銀行業的市場現在有利於花旗銀行經營的銀行零售業務和海外分行業務；再次，大衛在1968年接任董事長時，進行了徹底改組，大通還沒有完全恢復秩序。但是，人們仍然要指責作為大通銀行領導人的大衛。當時的大衛受到了來自許多方面的非議。《幸福》雜誌用尖刻的語言批評他：“大衛·洛克菲勒是很熟悉本國的銀行業務和貨幣制度的。關鍵的問題卻是，他對大通曼哈頓銀行漫不經心。人們恰如其分地把他描繪成一個乘坐裝有空調的大轎車到處轉悠，關心著這種那種世界問題的人；他只是在思考這些全球問題的過程中，偶然停頓一下，去做出有關大通銀行的決定。一個人不能把時間花在既當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又經營像大通銀行那樣的銀行上，大衛對大通銀行人員情緒普遍低落的情況放任不管。“面對這些指責，大衛不是無動於衷。便他表現得極為鎮定，仍沒有喪失對自己的信心。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的時候，他從容地表達了自己對未來的信心。他說：“我在大通銀行工作的26年裡，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對未來充滿信心。“接下來，他採取了一個大膽的舉動。大衛覺得他應該換個行長，一個更加堅定的助手，但這事又多少有點因難。現任行長帕特森在大通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是自己的親密夥伴。他工作勤奮，聲譽也很不錯，但他不是那種強有力的改革人物，而大衛正缺少的是這種人物。大衛暗地裡向一些董事會成員諮詢過關於“換馬”的意見。許多人保持沉默，只有一位董事說：“保持利潤率上升是我們的責任，但首先是你的責任。至於為此該做什麼，你有決定權，大衛。“在一個星期三晚上，也就是1972年10月11日，大衛把帕特森請到自己家中，帕特森隱隱感到有些不安。銀行的事務陷於低谷，工作沒有起色，在這種時候被大衛邀請到家中不會僅僅只是同他一道用餐。大衛親自在門口將帕待森迎進了屋。他將帕特森引進客廳，熱情有餘地說：“多長時間沒到我這裡吃飯了？老夥計，好象我們之間除了銀行再很少談別的了。“帕特森微笑著回答：“因為你沒有時間，大衛。如果你對自己再要求嚴一點的話，你就連打噴嚏的時間都沒有了。“大衛的妻子為他們燒了頓簡單而又可口的晚餐。三個人在飯桌上談些輕鬆愉快的笑話，帕特森的興致很高。飯後，大衛請帕特森來到書房，要跟他單獨呆會兒。

“帕特森，”大衛開門見山地問道，“你對大通的印象如何？呃，我是

說，在大通呆了這麼多年你有什麼感覺嗎？“

“什麼感覺？”帕特森很詫異，“你怎麼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