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橋雜記》所記各種藝人就有：張卯官的笛子，張魁官的簫，管五官的管子，吳章甫的絃索，盛仲文的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築王公遠宋維章的戲劇表演，還有柳敬亭的說書。這些人常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窟也。”二李指名妓李大娘李十娘，眉樓主人則是“秦淮八豔”之一的顧媚娘，她們在色藝雙絕方面超凡脫俗，然而終歸是以此為生的社會畸人。柳敬亭以“清客”身份混跡其間，心中自有塊壘，有時與張燕築等幾個人“酒酣以往，擊節悲吟。”這一光景，在《桃花扇》第五齣《訪翠》中有生動刻畫，具體說明著他平日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餘懷在《板橋雜記》中把柳敬亭比作司馬遷筆下春秋時代楚國的優孟和東漢時代的東方朔，那是一種機智傑出的人物，他們往往顯得很“滑稽”，對於他們這樣的人來說，是處在身份地位不高的情況下的一種特殊言行方式，以便既能冒昧提出正確主張或申張正義，而又能巧妙避免強勢有可能因此加給自己的危險。

當時餘懷這樣的文人學士對柳敬亭格外敬重，是因為柳敬亭的人格人品令人欽敬。這種人格人品有兩個方面：

一是他說書內容剛健，針對著明末那種綺靡頹唐，而吹來些剛正之氣，《桃花扇》第十齣《修札》中有一段柳敬亭自白，就是對這一基本情況的一種寫照，自稱他的說書是，“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還他個揚眉吐氣，那班得意的奸雄邪黨，免不了加他些人禍天誅，此乃補救之微權，亦是褒譏之妙用。”可見他有著以藝術而積極用世的意識，而不同流合汙。

二是他在演藝界品德高尚，有俠義之風。鄧漢儀《慎墨堂筆記》載說，柳敬亭並不輕易為人說書，“一日，遇友人有喪，貧不能舉。柳乃遍曉金陵人，當以何日開場說書。至期，全城奔赴。柳說畢，群情歡悅，贈金帛如山，柳悉以歸之友人，助其喪事。”與餘懷齊名的詩人杜浚，在中秋這天窮得只能吃一碗粥，閉門睡覺，忽然得到柳敬亭派人給他送酒送錢，而且帶來紙條寫著“來人受賞，我就天誅”，就是說，叫杜浚不要照規矩給來人賞錢，這是為杜浚著想的。這樣的柳敬亭，怎能不受到士人敬重？平日在舊院中，柳敬亭主持正義、保護弱小，當時士人袁于吉所作雜劇《雙鶯傳》中曾有敘述，說的是柳敬亭幫助李十娘顧湄這樣的女子機智地趕走了來尋歡作樂的惡客。正如當時詩人龔鼎孳所記：“敬亭吾老友，生平重然諾，敦行義，解紛排難，緩急可倚仗，有古賢豪俠烈之風。”

柳敬亭實為當時金陵藝界之第一人。見多識廣的張岱在列舉了“名公集白下”的管、弦、戲曲、繪畫等方面的藝術名家之後，接著說，“及見泰州柳先生，諸公諸技皆可罷”。說柳先生的藝術是“張華應對建章宮，萬戶千門無一差”，又說，在柳先生那“入情入理，入筋入骨”的說書面前，“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不齰舌死也”，即都要愧得咬破舌頭而死。徐緘的詩也說：“秦箏趙瑟屏不作，共迎柳麻來說書。南京佳麗古無有，柳麻聞名傳聞久。”柳敬亭確實處在藝魁的地位。

當時學者徐緘作《柳麻子行》說，“君不見跌宕雄奇太史公，沉鬱頓挫杜子美，柳麻說書亦如此。”當時著名詩人魏耕也把柳敬亭比作“唐時工部杜少陵，翰林供奉李太白”。張岱則認為柳敬亭說起《水滸傳》來，能讓“耐庵咋指貫中嚇”，說“先生滿腹是文情，刻鏤雕鏤奪造化。眼前活立太史公，口內龍門如水瀉”。

總之，他們覺得一定要用司馬遷、杜甫、李白、施耐庵、羅貫中這些無可比擬的第一大才子來形容柳敬亭。

明末復社重要人物、詩人閻爾梅在《柳麻子小說行》詩中，對柳敬亭的說書與野史、章句、傳奇（戲劇）作比較，認為“世間野史漫荒唐，此翁之史有文章。章句腐儒道不出，傳奇腳色苦穠裝。獨有此翁稱絕技，不可無一不能二。”

柳敬亭不但把說書藝術發揮到一種極致，而且所說的內容，能令這些思想最深沉最不俗的知識分子傾心如此，一切真是到了爐火純青、十分完美的程度。柳敬亭當時金陵藝界魁星的地位，一直保持到老，明末清初詩人徐緘後來以“獨步東南三十年”的詩句予以讚美。

三，　俠腸歸正義

明朝末年的金陵，復社士人與阮大鋮之間，發生著激烈的衝突。阮大鋮原為東廠太監魏忠賢親信，字圓海，諢名阮鬍子。魏敗後，阮被列名“逆案”，作為官場廢員在家。農民軍進逼，他從安徽移家金陵石巢園，訓練女樂，排演他作的《燕子箋》、《春燈謎》等四種戲劇。今人分析，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