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的現象，也要早備措施，還要有“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策略。穀賤傷農，谷貴病商，都不好，要調節在適當水平，比如價格“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這樣達到農商俱利，令貨幣“行如流水”，經濟自當繁榮。總之，要有一系列經濟措施。司馬遷沒有說用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經濟觀”，他並不排斥依據規律對生產和經濟有所掌控，他既承認“看不見的手”，又承認“看得見的手”，他可算是古代具有“科學發展觀”的人。

司馬遷筆下，古代真的有個能“先富帶後富”的人，就是“計然”的上級和好友范蠡。他輔佐越王勾踐搞垮吳國、稱霸春秋，就考慮退隱，說，“計然”給越王講了七條經濟措施，越王只用了五條，就大獲成功，那是用於國，現在我何不用於自己？於是辭官，改名更姓，居於陶，自號朱公，致力於經濟，成了富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將這些錢分給“貧交、疏昆弟”，就連平時關係較遠的人也分到了。司馬遷說，“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來範公年老，經濟活動交給子孫，都發展得不錯，皆有鉅萬之富。從此天下稱富人即稱“陶朱公”。範公雖富，卻不存在“財產來歷不明”的問題。

司馬遷說，孔子的七十子之徒當中，最會致富的，是子貢，他的商隊“結駟連騎”，往來天下，諸侯國君無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就是說，孔子的揚名天下，得益於子貢的支援。從事於政治、文化、教育這些事情，經濟實力的支援是一個必要條件。子貢在孔門讀書時學的是言語科，卻這樣會致富，這也許讓今天大學裡漢語言文學系的師生們有點驚訝呢。

有一個與“計然”的智慧相似的人，叫白圭，他從事商業活動善於“人棄我取，人取我棄”，他也善於觀天象預見水旱歉豐，做為投資的決策依據。此外，他“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他認為他從事商業活動，如“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說，誰想跟他學習經商，如果“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他是不會收其為徒的。就這樣，白圭被人們奉為善於做生意的鼻祖。

司馬遷全面考察敘述了中華各地的風土人情物產之後說，朝廷已有賢人在位，那麼天下別的有德有才的人何處是歸宿？他說，“歸於富厚”。做一個廉潔的官吏，時間長了，也能富，做一個薄利的商人，時間長了，同樣能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致富之途，除了正常的為吏與經商，世人致富還有其它種種手段，正當的，如作戰勇敢得到重賞，不正當的，如攔路劫搶，掘墳墓，做假鈔。女子美容自己，不遠千里不擇老少投懷送抱，也是為了“奔富厚”。各行各業，以至文人墨客，不遺餘力，都是為了財富。司馬遷的這些觀察與概括，繼續為今天的現實所印證著。

司馬遷計算了一下，認為，如果有馬五十匹，或有牛百六十頭，或有羊五百隻，或有豬二百五十隻，或有產魚千石的魚塘，或有渭川千畝竹，或有齊魯千畝桑麻，或有蜀漢千樹棗，或有帶郭千畝良田，等等，這些人的富厚都相當於千戶侯。人沒有錢，只好出賣力氣；錢少，就要多用智慧；錢多的人，就會“爭時”，也就是參與商戰。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就是有爵有封之人，為官作吏，不勞而獲；末富，就是從事生產和經商的人；奸富，就是錢財來路不正的人。總之，天下之人無不需要依靠著一定的經濟收入而生存。如果不是真正的奇士高人，“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反過來說，如果是真正的奇士高人，是可以身無分文而心憂天下的。孔子也沒達到這個高度，他還得靠著那麼多學生才能生活，靠子貢的經濟支援才能遊說天下名揚四海。）

司馬遷看到，人與人的一部份關係，由財富決定，“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人們仰慕財富，屈服和受奴役於財富，也是古來如此。至於求富的手段，則“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刺繡文不如倚市門”這句話，說的大約是做哪種女人，錢來得容易。至於男人，憑著筋力生產，是治生之正道，要致富，則需“用奇”，也就是非工則商，如蜀之卓氏，以鍊鐵致富，齊之刀氏，以逐魚鹽之利富，周之師氏以販谷富，任氏以囤積居奇富，還有一個叫橋姚的人，富有政治頭腦，長安列侯封君應徵打仗，跟別人借不到錢，他卻敢於放貸，平亂之後，獲得了十倍之利，富上加富。這些富人，一沒有爵邑俸祿，二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