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吧？但還是跟記者做了交流。據說對方拿日本人注重傳統文化來作例證，所謂“傳統和現代並存”。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往往壞的只是停留在侵華年代，好的呢，是明治時代。其實“明治維新”，只是在確立了“天皇制”之下的“維新”。這樣的“維新”，並不意味著真正的“新”，並不意味著人的解放，而恰是被奴役。那樣的體制後來直接導致了軍國主義。在專制國家，“維新”或者“革命”，常被專制綁架乃至利用，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對此有精彩的論述。

對方倡導中國人要恢復穿漢裝，一個理由是日本人到現在還在穿和服。這其實是莫大的誤解。現在的日本人已經很少穿和服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場合。現在的年輕人甚至連特殊的場合都不再穿，傳統服裝太繁瑣，太束縛，他們要自由。對此，我完全可以作為例證來反駁我的對手。可是仔細一想，還真不敢說。即便是不穿和服的現代日本，真的自由了嗎？

我印象中，雅子似乎也是不太穿和服的，但在嫁給皇太子時，她也把“十二單”穿得很不錯。其實雅子從來是並不堅硬的“水”。與雅子同年齡的工藤由紀惠就說，雅子像是“不停流動的水”。她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長大，所以缺乏真正的性格。不斷的搬遷導致她缺乏歸屬感，造成了疏離感。一直到結婚前，她幾乎一半時間都在國外，這使她總是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日本，這也許是個能力，但對一個日本人而言，或許更是個不祥的詛咒。她的幼兒園、小學及中學時期，分別是在莫斯科、紐約、東京和波士頓度過的，她的那些在遊樂場嬉戲的語言，也從俄文變成日文，再到英文。大學就讀於哈佛、東京和牛津三所學校，處於不同國家的學校機構，有著差異性極大的學術要求與社會規範。她面對哈佛廣場上*、毒品、搖滾樂交雜景象，也能處置適當。每一次，當她安頓好、結交新的朋友圈後，就到了離開的時候了。不論是過去或現在的朋友，面對雅子的兩個面貌，都感到有些疑惑：一個是開朗、精神煥發的國際主義者；另一個則是謙遜、內向的日本妻子與母親。她的適應能力很強，但她的性格卻似乎發展不完全，變幻莫測。大學時代，有時她會穿著輕便的牛仔褲和有破洞的運動衫，隔天，她又會穿上完美無暇的森英惠套裝……

這似乎是一種自由，其實不然。這不是自由。自由是以意志為根基的。當意志沒有被任何力量控制的時候，自由可能形同虛設，甚至走向反面，走向馬丁？路德所說的“奴役”。那充其量只是漂泊。漂泊是沒有歸宿的，只有茫然，痛苦和憤怒也是建立在茫然的基礎上。明白地說，自由是一種定力，在沒有自由、或還沒有充分自由的環境下，自由是可疑的，不抗爭而產生的自由，是危險的。自由要自己把握自己，如果不能自己把握自己，就只能被制度所掌控。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是自己的囚徒。

我覺得，這本《雅子妃：*王朝的囚徒》在這點上具有特別的啟示。我一直也因疏離而自得。雖然沒有外在的自由，卻竭力擴充套件內心的自由。我拋棄體制，放逐自己，但我這艘沒有發動機的空船，也許反容易被旋進位制度的旋渦裡，就像《朗讀者》裡的文盲漢娜。當然，我不是文盲，我有文化，可是我是文化的俘虜嗎？我會反抗，我是反抗的“被縛者”（艾興格爾筆下那個人物）嗎？當我在日本對皇太子婚禮漠然處之的時候，我是不是已經成了一個孤島，很可能誰都可以登陸？果然，我其實無時無刻不在希望著自己國家強大起來，我有本能的榮譽感，假如2008年我還在東京，或是巴黎、紐約，我是否也會舉著五星紅旗上街護“聖火”呢？不要看我無所事事地漂泊，惡魔最喜歡去大街上搜邏孤魂野鬼，很多時候，孤魂野鬼是最兇惡的。

許多年後，我讀到別爾嘉耶夫的《論人的奴役與自由》。我暗暗驚訝，好像他就是針對我說的：“在俄羅斯僑民裡，我發現了和在共產主義俄羅斯一樣的對自由的厭惡和否定。這是可以解釋的，但與俄羅斯革命時期對自由的厭惡和否定相比，在俄羅斯僑民中的這種對自由的厭惡和否定卻是更少能被證明的。”

目前，世界上僅存著30個君主政體國家：安道爾、巴林、比利時、不丹、汶萊、柬埔寨、丹麥及其屬地、日本、約旦、科威特、賴索托、列支敦斯登、盧森堡、馬來西亞、摩納哥、摩洛哥、尼泊爾、荷蘭及其屬地、挪威、阿曼、卡達、沙特*、西班牙、史瓦濟蘭、瑞典、泰國、湯加、*聯合酋長國、英國及大英國協的多數國家和梵蒂岡。 許多國家，據說已經廢除了。20世紀廢除的君主政體國家有： 1910：韓國、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