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舊的聯盟體制叫均衡權利——我並不拒絕，它將是我在和會上的指導思想。”他還不無惡意地提到威爾遜的“Candeur”，這個詞可以理解為“直率”，但有時也可以理解為“可憐的天真”［官方記錄上把這個詞換成了Grandeur（莊嚴）］。美國代表認為，克雷孟梭的講話是對美國的挑戰。

那次講話以及美國的反應，埋下了最終演變為暴烈持久的戲劇化局面的導火索，尤其是在美國。一方面，思想行為純粹的高潔之士，照亮了通往光明前途的道路，另一方面，畸形醜陋的法國怪獸，滿懷憤怒和惡意，一心想著報復。一面是和平，一面是戰爭，聽起來可以編成一個好故事，但這對雙方都不公平。兩者都是自由黨人，都保守地對鉅變持懷疑態度，但性情和經歷把他們截然區分開。威爾遜認為人性本善，克雷孟梭卻表示懷疑，他和歐洲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他曾經對威爾遜說：“請不要誤解我，我們也是帶著你常說的崇高的本能和理想來到這個世界上。我們之所以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是因為惡劣的生存環境塑造了我們。我們能活下來完全是因為強硬堅韌。”而威爾遜卻生活在民主環境中，“我生活的世界是孕育美國民主黨追隨者的好地方。”威爾遜確信武力最終會失敗，而克雷孟梭卻看到了它的頻頻勝利。一次午餐時，他對勞合·喬治的情婦弗朗西絲·史蒂文森說：“我發現運用武力是正確的，這隻雞為什麼在這兒？因為它不夠強大，敵不過想殺它的人。武力的確是個好東西！”克雷孟梭不反對建立聯盟，只是對它不抱有太多的信任。他本來也許支援更大規模的國際合作，但近代歷史清楚地表明瞭時刻保持武裝以防萬一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他忠實地反映了民眾的觀點，法國人始終對德國極度懷疑。

1919年1月的第二週，威爾遜返回巴黎等待前期會議召開。他下榻於法國政府提供的一套私人住宅，非常舒服（威爾遜曾開玩笑說，美國透過給法國貸款間接地支付住宿費用）。繆拉酒店屬於拿破崙時代一個偉大戰士與拿破崙妹妹的後裔，後來借給了法國政府。隨著美法關係惡化，繆拉公主將酒店收回。因此，威爾遜一行人，包括其私人醫生以及威爾遜夫人的社交秘書，不得不住在堆滿古董、冷清卻金碧輝煌的房間裡。一位前去採訪總統的英國記者看到，威爾遜身穿灰色法蘭絨西服坐在一張宏偉的帝王桌前，頭頂懸掛著一隻銅製巨鷹。

美國代表團的其他人住在稍遠一些但同樣非常豪華的克里昂酒店。一位美國教授在給妻子的信中說：“我分到一間很大的房間，高頂，白色鑲板，有壁爐、寬敞的浴室和舒適的床，全部用鮮豔的玫瑰色裝飾。”美國人非常喜歡那兒的食物，對周到的服務也非常滿意，而且覺得緩慢的老式液壓升降機非常有趣，它有時會突然懸停在樓層之間，直到足量的水從一個水箱流到另一個水箱。由於酒店較小，辦公室只好分散在附近，有的就在馬克西姆昔日的私人餐廳，那裡依然散發著陳舊的酒味和發黴的食物味道。幾個月間，美國人為克里昂增加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一家理髮店，私人電話網路以及一頓豐富的美式早餐。當然還有門衛及在屋頂巡邏的哨兵。曾生動地描述過和會的英國外交官哈羅德·尼科爾森說：“整個地方就像一艘美國戰艦，味道很怪。”到訪的英國人也對美國人嚴肅的等級觀念驚詫不已；與英國人不同，美國的重要人物從不與下級一同就餐。

蘭辛及其他兩個全權代表懷特和布利斯的房間在二樓。但真正的權力中心卻在他們樓上，即豪斯居住的防守最嚴的大套房。他喜歡坐在那兒，制訂計劃並吸引權貴前往。總理、將軍、大使以及記者紛紛去拜訪他。他與總統的關係始終最為密切。他們每天都要交流溝通，要麼當面談，要麼透過軍隊技工安裝的專線。有時，威爾遜會漫步到克里昂，但他從不在二樓停留，總是直接去樓上。

巴黎（1）

1919年1月，來自世界各地的調停人員齊聚一堂，當時的巴黎悲傷而美麗。人們情緒低沉，神情悲哀，但婦女依然格外優雅。一位加拿大代表在給妻子的信中說：“在這兒，經常可以遇到似乎從《巴黎生活》或《時尚》中走出的身影。”有錢人依然可以買到漂亮衣服和珠寶。有物資供應時，飯店依然令人讚歎。夜總會里，舞伴們歡快地跳著新式狐步舞和探戈。天氣也異常溫和，公園裡青草依依，有些花依然綻放。由於前陣子下了很多雨，塞納河河水猛漲。河堤兩岸擠滿了觀看漲潮的人群，街頭藝人歡歌笑舞，慶祝法國的偉大勝利，高唱即將到來的新世界。

然而，剛剛結束的大戰的跡象無處不在：來自北部廢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