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稀罕這個賞,只要不把我拉進這種背時官司裡去,就謝天謝地了。
最後他叫我到裡面去請師爺出來見他說話,我走到簽押房外邊,才像大夢方醒,可是一想起來還害怕,我結結巴巴地喊:“師爺,那……那個人叫您去。”
師爺走出來,打量了我剃光的頭和下巴,不明白有什麼事,問道:“哪個人?”
我說:“那……那個呀,就是那個……剃頭的……”
師爺說:“這才怪呢,我又不剃頭,叫我幹啥?”
我簡直弄得暈頭轉向,一句話也說不清了,我只管用手向那間下屋指著,鼓了勁才逼出一句話來,說:“那個……剃頭的……哦,委……委員……”
師爺莫名其妙,生氣地罵我:“你胡說些什麼?”
我再也說不出話來,只是呆呆地張著嘴,用手指著下屋。師爺大概也覺得我的臉色不好看,不知道為什麼我被嚇成這個樣子,也就只好到下屋去看個究竟。我就趕快溜回我們的辦公室去。我和那兩個被叫去剃過頭的老科員正在面面相覷,忽然見到師爺出來了。一看,他的臉色發白,張著嘴巴,看來並不比我高明一些。他很想快跑,可是他那雙腿不聽使喚,像打了擺子,東偏西倒地走不快。他用手拉著褲腿,繼而又拍他的大腿,想叫他的大腿快走。他總算走進簽押房去了。過了一會兒,縣太爺出來了,師爺的毛病好像一下子就傳染給縣太爺了,他也是臉色煞白,張開嘴巴,兩腿拖拖拉拉地走不動,不同的是,他還用雪白的手帕不住擦額頭上冒出來的汗水。
他們兩個到下屋裡去了,過了一會兒,縣太爺先出來,接著是師爺出來,兩個人一字兒排在門口,低著頭,縣太爺誠惶誠恐地用手一擺,指著去後花園的路,說:“請!”接著,那個真正的視察委員昂頭闊步,抱著大公事皮包,從下屋走了出來,向後花園去了。縣太爺和師爺也跟著進去,很恭順的樣子。
以後的事情,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看到師爺跑進跑出,不知道他在忙些什麼。第一次出來他是愁眉苦臉的;第二次出來卻是喜笑顏開的樣子了。我們這些老在衙門進出的人,一看就明白,緊張的形勢已經緩和下來,就是說,“包袱”已經說妥,剩下來的事就是擺出豐盛的接風筵席了。
破城記(8)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晚上在後花園的花廳裡燈燭輝煌,本縣各方面的當道人物都一個一個地來了。
來得最早的一個是縣黨部的郭書記長。新生活的事情是他最重要的公事,同時,大概他還要把本縣防止共產黨活動的事向來的視察大員彙報。因為按照慣例,這種從中央派出來的大員,特別是像這種新生活視察委員,都負有這種秘密使命的,因此書記長要早一步來。
第二個來的是本縣縣銀行的朱行長,人家都叫他“豬頭”,不特因為這個人胖得出奇,而且大家一有用錢的事,總是想起他來。他是本縣的財神爺。人家恭敬他的時候就叫他“朱財神”。他對於各種各樣的宴會總是興趣最濃,因為他的身體對於各種各樣富於營養的物質最感迫切需要。今晚上這種豐盛的筵席他是絕不可以遲到的。自然,也許還另外有原因,縣太爺許給視察委員的“包袱”,總是先從縣銀行墊出來的,也許是送大票子來了。你看他手裡不是提著一個沉甸甸的綠帆布手提包嗎?
第三個進來的是本縣的中學校長,他也是本縣新生活運動指導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之一。他在年輕的時候到日本留過學,很帶回一些“維新思想”,只要一提起日本明治維新的事,他就口若懸河地擺個不停。他很講究衛生和身體鍛鍊,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倒黴就因為是東亞病夫。為了去掉東亞病夫的詬病,他年逾六十,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來在花園打太極拳,鍛鍊身體。他非常反對隨地吐痰,他說這是百病之源。他常常說:“當我在日本的時候……”大家一聽就知道他要說什麼了,又是吐痰的事兒。果然他接著就說:“隨地吐痰是犯法的,要罰款的。”說罷,他就摸出幾張白色綿紙,很文明地把痰吐在上面,然後謹慎地包了起來,放進他的寬袖裡去。他素來是遵守時間的,所以他也來得很早。
以後進來的人就多起來了。局長、院長、處長、所長、會長,還有圓胖胖的臉上總是堆著微笑、很滿意於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地主老爺們,還有精神抖擻、走起路來一搖三擺、卷著白袖頭隨時準備打架的袍哥大爺。當然也還有在官場、市場、賭場上以及在公館、妓館、煙館裡或者如意或者失意的各色紳士……總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嘻嘻哈哈的,愁眉苦臉的,都來了。大家碰到了有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