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泊梁山》、《說岳全傳》及部分《古文觀止》，還有大哥的《林海雪原》、《紅旗譜》及八大樣板戲劇本。特別是樣板戲，直到今天，絕大部分臺詞依然倒背如流。因而，寫起東西來，自然具有“東風勁吹”的清爽和“紅旗飄飄”的火熱。

在那個“交白卷”的時代，在幾乎所有的老師都不太重視或不敢重視教學的時代，我的堂兄也是我的老師是個例外，他常常因為我們這些娃娃不好好讀書又不敢放手教學而痛心疾首，甚至嚎啕大哭。小學五年，我每天上下學都跟他一起，形影不離。在我幼小的記憶中，我這位堂兄老師沒有說一句髒活，沒有說一句落後的話，沒有寫一個不規則的字，沒有一分鐘不在盡職盡責，全身散發出“溫良恭儉讓”的君子之氣。在生產隊我們一起勞動，我聽人家說他是“一根筋”。如今，我堂兄快70歲了，據說政府給了民師晚年保障，好在還有一個講道理的政府。

因為堂兄教學的嚴謹執著，我小學五年從未得過“5分”以下，尤其是寫毛筆字從不馬虎，近乎苛刻；初中兩年絕大多數100分，偶有99分，老師也會按100分宣佈；高中兩年班主任宣佈好成績名單是以我的平均成績作標準的，考多考少，洪正舉都是“第一位”。一句話，老師們十分珍愛班上的“尖子”。多年以後，老師們仍然以之激勵學生髮奮讀書，“生子當如洪正舉”已在家鄉傳為佳話。

小學畢業有幸由村小保送到鄉中心小學讀初中，初中畢業幸遇恢復考試製度，又以全公社第一考上高中。

內江縣全安公社初七七級1000多名學生只有兩名學生兩科總分120分以上（數理化一科，語文政治一科）達到及格標準。如今，一位當農民（意指農村戶口），一位是年薪百萬的高技術人才，特大型企業總工程師。當然我也曾經作過特大型企業“臨時總經濟師”，只是年薪不到10萬，比我們邱茂同學少了十幾倍。

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它的發展讓人驚愕、恐慌、不可思議、不可抗拒。紅衛兵打著“造反有理”的旗幟，打砸搶抄抓，橫掃“牛鬼蛇神”。在“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局面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以學為主，兼學別樣；既不但要學軍、學農、學工，也要批評資產階級”等“左”的思想影響下，廢止考試和升留級制度，學校成了重災區。

前後十年###，整整貽誤了一代人。從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沒有組織過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學。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半文盲多達23000萬人。

難怪，我的班主任唐松濤老師不無自豪地說：我教了10年書，第一次教出一名真正的初中畢業生。

升入鄉辦民辦高中（我們叫“農中”）後，開始接受同樣準備考大學的老師的教導。老師們和我一樣，上午教書，下午回生產隊勞動。到了晚上，老師們還得找出他們或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已經泛黃的初中、高中課本重新學習，因為他們原來是村小民師，曾經“挨門乞討渡春秋”，靠學生家長交糧食度日。他們連教初中都有點勉為其難，何況高中，加之，是教參加高考的高中。

現在的學生只知道有“農大”，卻不曾聽說還有“農中”。就連鄉下的孩子說起“農中”也直搖頭。“農中”與民小一樣屬鄉村民辦性質，是由1950年代的私塾發展而來的，師資不是國家公派，而是由農民中推薦出來的老秀才和回鄉“知青”擔任。

“農中”一般為初級中學，像我們這種“貧困鄉村‘高階’中學”外國絕無，中國罕見。

邱茂同學不一樣，因為他父母是老師，有法讓他讀正規高中，後來考上正規大學，分到正規企業，擔任正式職工，跟其他參加正式工作的同學、同事一樣，該學習就學習，該升職就升職，無須為人做“嫁”。因此他達到了我等難以企及的人生高峰。

記得有位小學畢業讀過初級師範的老師老是把化學方程式正不平，上有機化學像講天書一樣。

這些年近半百教書幾十年的老師，身份還是農民，還得回家種地。既便如此，老師們仍然堅持和同學們一起苦學。是考試製度讓他們煥發了新的久違了的對知識的渴求和對學生的期盼。

不難想象，那個黑色七月對我們來說是“黑色”的，當年我們全班沒有一人考上。

我比其他同學拼命得多。在全體同學都不上晚自習的情況下，我到學校附近水庫管理站的柴房，在堆滿苞谷芯的柴樓上，用一個鐵盆，放一盞油燈，靠在一捆苞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