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度過了不如意的一生。

有人問我，真相信三河能出大作家嗎？我知道從目前文學青年們的寫作水平看，離成為大作家還有很大距離。我也知道，文學不僅要有勤奮，還要有才華。我的這些學生們也許沒有足以讓他們成為大作家的天分，但我相信堅持下去，將來總會有人才冒出來。如果不給他們機會，再有才華的人也可能被埋沒。何況，我的目的並不完全是為了培養作家，也為了讓農民的生活增加一些情趣。我知道精神寂寞的滋味，我要幫助他們從中擺脫出來。當然，我也有失去信心的時候，有時忽然覺得自己是白費工夫，但轉念一想，我還能為別人做些什麼呢？我從小是弱者，受了那麼多人的恩惠才有今天，在我能盡力的事情上當然要盡全力。

這樣想著，這樣做著，我忘記了一點，年齡不饒人。年輕時身強力壯，沒怎麼得過病，我以為自己會永遠健康下去。但自然規律不可違抗，就在我按照設計的路走下去的時候，病魔找上門來了。1993年6月25日上午，準確地說是12點之前，我還像往日一樣煩躁地、也是無可奈何地忙碌著不想做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準備第二天跟高佔祥聚會，參加天津一位畫家的畫展開幕式。半杯啤酒、半碗麵條下肚之後，腦梗塞（老百姓叫中風）這個惡魔突然向我撲了過來。以後在一連串的搶救中經歷了失語、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覺……27日轉到一家部隊醫院。整個過程中，頭腦始終是清醒的，心緒是平靜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知道可怕的後果。但我沒有恐懼和悲哀，心靈上倒有一種解脫感，輕鬆感，我本該給社會、給家庭、給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餘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

幾天來，我想了很多，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第一次知道健康與殘廢、活著與死去之間距離是那樣的近，只是一紙之隔。

3

1995年，有幾家出版社鼓動我把《金光大道》再版、出齊，這倒叫我很動心。共產黨是靠農民起家的，建國後用了極大力量對農業實行改造，特別是“合作化”，絕對是史無前例、驚天動地的。時至今日，回顧以往，咒罵也罷，懷戀也罷，反正那是歷史，是任何人也無法改變，更無法抹掉的歷史。參加製造這段歷史的人不少，用筆記錄其全過程（特別以藝術形象記錄）的人則很少。

嚴格地說，只有我一人用小說形式記錄下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這就是四部《金光大道》。我敢斷言，世界上再不會有第二個我了。以後一定會有人寫這段歷史，但他們非是親身經歷，寫法、角度、觀點都不會是那個歷史時期的“局內人”，他們的作品跟《金光大道》反差一定極大，甚至完全相反。從這個意義上講，出這部書的意義決不在於個人，而屬於整個文學事業。因此我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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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後：活著與死去一紙之隔（5）

誰知，《金光大道》再版引發了一些人的批評。據我所知批評我的人年輕的居多，我猜不出原因。再之後，由於接受了《環球時報》記者的採訪，引發了更多的攻擊。在發表出來的採訪記中，有一段話說：

我是不是一個作家，一個什麼樣的作家，怎樣從一個祖輩為農民的平民百姓，竟然幹起文學這一行。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出現過的，除了前蘇聯有過高爾基之外，其他國家還不曾聽說過。我從一個只讀過三年小學的農民，靠黨給予的機會，經過八年業餘文化學習，掌握了大學專門課程，最終由中國作協的秘書長、黨組書記郭小川當介紹人，成了組織上承認的、名正言順的作家。

我想這是個奇蹟，亙古未曾出現過的奇蹟。這個奇蹟的創造者是中國農民。由於無產階級領導革命勝利的法寶之一是“農村包圍城市”，因此，生活在農村的我就參加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我成了實施包圍城市戰鬥的一員。農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農民經濟上翻身我翻身，農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進軍的農民中間我是一個代表人物。

我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我認為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積極貢獻的。

“文革”開始，正是我的創作走向成熟時期。現在我對那時的處境無可奈何地總結一句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就沒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幹，我比現在好。我會得到更大的進步，我會充分利用社會提供的優越條件，發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