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安排。

接著，關東軍司令部制定了《處理滿蒙問題方案》，決定在東北四省內開展各種策動，並強調“在非常情況下，關東軍有自行決定顛覆張學良政府、佔領滿蒙之權力”。

在進行周密計劃的同時，日本政府和軍部在輿論上和物資上開始了大規模的準備。

在輿論上主要宣傳“滿蒙地位特殊”和日本“對滿蒙的重大貢獻”。

日本政友會頭目森恪公開宣稱“滿蒙並非中國領土，我們所說的中國，是指長城以南中國本土的18省，本土的漢族對滿蒙地方歷來都是不關心的”。

5。山雨欲來（6）

政友會議員在《動盪的滿蒙》一書中寫道：“今天滿蒙之地位，對我國來說，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對國民經濟也是不可缺少的。

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現實問題來看，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

我國要牢固地確保和死守這條生命線，而不必害怕任何國家和任何人。“

日本各種輿論還大肆渲染日本在滿洲所作出的犧牲和重大貢獻，說什麼“日本耗費了20億國費，以10萬同胞之鮮血，好容易才把俄國的勢力從日本之生命線和滿洲人的故鄉滿洲驅逐出去，並以和平的開發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鎖政策，在滿洲各地進行經濟建設”。

為了煽動日本人民的情緒，除了報刊發表文章，高階官員到處演講外，“九·一八”事變前夕，即9月7日，駐京都的第16師團第3飛行聯隊，派飛機到日本的福井、金澤、富山、松本等地上空，散發了10萬張題為“醒來吧，國防！”的傳單，鼓吹武力侵佔東北，並附有日本在滿蒙特殊權益的地圖。

與此同時，在東北日本僑民中組織了“滿洲青年聯盟”和“全滿日本人自主同盟”。

他們向僑民和國內大量印發了《滿蒙問題及其真相》的小冊子和《滿蒙三題》宣傳材料，公開宣傳日本必須把滿蒙作為生存權加以保衛，滿蒙駐軍必須“取消張學良的政權”，“解除張學良的武裝”。

1931年6月中旬，這些組織在大連召開的“開啟國難局面問題大會”上，公然狂叫：“佔領滿蒙！

我們站起來的時間終於來到了！“在輿論準備的同時，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大規模的物資準備。

1930年，日本的軍費為44286萬日元，佔當年財政總支出的28�4％，是當時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的。

1931年軍費進一步增至45462萬日元，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30�8％。

日本工業資源十分貧乏，主要依靠進口。

在經濟危機期間，進出口貿易有了很大下降，但軍事物資的進口卻增加很快。

1928年軍需物資進口占進口貿易總額的39％，而到1929年和1930年，則增至40％以上。

日本的工業並不發達，但為了發動對華戰爭，把經濟力量集中用在發展軍火工業以及同軍事關係密切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上。

飛機、軍艦，戰車、火炮等製造業在“九·一八”事變前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並迅速裝備了一支具有現代武器的23萬人的常備陸軍。

為了發動對華戰爭，1931年8月15日日本軍部任命本莊繁中將接替菱刈隆大將為關東軍司令。

本莊繁在中國工作多年，曾做過張作霖的顧問，是有名的“中國通”。

本莊上任後，立即視察部隊，不斷進行軍事演習，命令關東軍“不許有一日偷安，萬一發生事端，各部務必要採取積極行動，要有決不失敗的決心和準備，不可有半點失誤”。

在進行各種準備的同時，日本關東軍開始有意製造事端，激化中日矛盾。

其中被稱為“九·一八”事變序幕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兩個突出事例。

萬寶山在長春市北30公里處，朝鮮人和中國人在此共居。

1931年4月，朝鮮人李升薰未經中國政府同意，只靠私人交易，招引180多名朝鮮農民開河挖渠，想與伊通河溝通，引水灌田。

這條渠寬深均3丈有餘，長約20餘里，如水渠修成，下游地勢低下的兩千多頃中國農民耕種的土地將會引起水災，作為主要交通航道的伊通河也將作廢。

此事當然引起中國農民的強烈反對，因而雙方發生爭執。

日本人縱容朝鮮人繼續挖渠，並在其武裝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