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使人相信了林彪1965年向世界各國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的建議。

本世紀下半葉，俄國、中國和美國的影響繼續擴大，西歐政治王國內部發生破裂。這樣就為接連發生小規模戰爭創造了條件。1919年到1922年，辛·芬和愛爾蘭共和軍發動了一場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破壞和恐怖活動的戰爭。猶太復國主義者在1944年到1948年起而效尤。這又為以後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提供了客觀經驗。在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亞、肯亞、阿爾及利亞、塞普勒斯、剛果、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等地，殖民政權都遭到攻擊，進攻者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這類戰爭造成的代價、刺激和殘暴看來加速了殖民勢力本來也必然要作的退卻的步伐。拉丁美洲動盪的政局和財富分配的不均，必然為那些大膽的權力慾者提供機會，他們是很願意煽動殺戮的。卡斯特羅在古巴就採取了這樣一個越軌行為，他沒動用過多的軍事力量就取勝了，原因是人們普遍厭惡腐敗無能的巴底斯塔政權。

在印度支那，越盟的反殖民主義戰爭蓬勃發展，趕走了法國軍隊，給吳庭豔政權造成壓力。美國由於多米諾理論所含的錯誤的地緣政治概念而捲入這場戰爭。奠邊府失陷引起驚恐，使這一卷入達到高潮。可是這次失陷不是因游擊戰爭引起的。在這一時期，武元甲將軍的主要策略是使用正規兵團。美國直接參與這場戰爭後，美國海軍陸戰隊聲稱自已取得了與越共遊擊隊熱戰的勝利。但是事實上身著雜七雜八服裝的越南遊擊隊取得心理戰、輿論戰和政治戰的勝利，而美國軍隊則只好痛苦地撤退出越南。

全世界日益城市化，交通越來越發達，互相聯絡愈來愈增多。在這種情況下，採用多少有點固定的序列的非正規軍面對比較有能力的政府，其取勝的機會已經減少了。在以城市為主的社會中，只有少數滿足現狀的鄉村居民，而城市居民卻苦於因迅速變更而東遷西移，游擊隊在有些地方已分裂成恐怖組織，與逐漸分裂的社會結構和新聞工具對世界農村的宣傳潛力倒是比較一致，北愛爾蘭處於鄉村社會的忠實部落和城市支離破碎的奇特穩定性的過渡中。1969年，新教徒和天主教之間的憤怒對抗被煽動，成為狂熱分子之間的一場熱戰。這樣，佔優勢的愛爾蘭共和軍注入了新的血液，分裂成激進的官員派和擁有較多地方支持者的臨時派。1965年，民族解放陣線幾乎在庫拉索取得勝利，在玻利維亞的查科大平原，格瓦拉建立鄉村革命中心的舉事失敗。吉利和馬利蓋勒大力說教，這些宣告了拉丁美洲城市恐怖主義的時代到來。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的全國解放聯盟，蒙德維的亞的烏拉圭民族運動組織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山地遊擊組織等證明了這一點。凡軍事和警察抵抗力強大，民眾支援有限，以及行動目的主要是破壞性的地區，游擊隊行動都已退化成為恐怖主義。公元前三世紀，吳起指出，一個不惜犧牲自已生命的人足以脅迫上千人。電視、無線電和報刊又把這種脅迫能力增大了數千倍。與此同時，1978年的伊朗事例表明，在順利的情況下，非正規軍隊仍然可奪取政權。1981年初薩爾瓦多游擊隊協調一致的行動失敗，表明勝利是來之不易的。1982年初的事件說明，由於1982年4月的選舉號召民眾非難這類運動，游擊戰是很可能嚴重動搖正規軍的。在阿富汗，有跡象表明向山地發展仍是可行的軍事主張。在辛巴威，肖那的辛巴威非洲民族解放軍和恩加貝辛巴威獨立人民革命軍之間的戰鬥說明，愛國女英雄在游擊隊戰士心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1981年8月南非對安哥拉的西南非洲人民組織的目標進行了成功的襲擊，表明經過充分準備和裝備精良的正規軍是有能力對付游擊隊的。

地理的重要性

關於游擊戰的理論家和評論家都強調地理因素在決定戰爭結局中的重要性。它涉及認真利用地形特徵。在實際情形中，地理上的運用技能一直被認為是取勝的關鍵。1759年，戴熱內指出，游擊隊首領“應掌握能夠為部隊繪製正確的行進路線、設營地及有待偵察地區的計劃”。1970年，馬利蓋勒告誡城市游擊隊，“要了解一些地形測量知識，要能使用儀器和掌握的其它手段確定自己的位置，計算距離，繪製地圖和計劃，根據比例尺……”。

顯然，若要分析瞭解這種戰爭形式，必須具備高度的地理知識和對地形的熟識。中國最偉大的軍事地理學家顧祖禹在1698年寫道：“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形之妙，亦莫如孫子”。馮·克勞塞維茨在論述游擊戰爭時引用了五條取勝的條件：

1、須在國內進行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