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說怪話嗎？看來，一個人要時刻不移地遵守臣道，也屬不易啊！他決意不再孟浪行事了。

但是，這兩個月來，隨著“均輸法”、“青苗法”的推行，隨著京外各種訊息的傳入，一股翻騰不羈的思潮澎湃起來，衝擊著他心底自束自抑的閘門。沉默呢？諫奏呢？沉默是屬守臣道，還是諫奏是屬守臣道？痛苦的而強烈的責任心日夜不息地受著煎熬。

清晨的北風十分硬冷，司馬光稀疏的鬍鬚和長長的眉毛上已因呼吸凝了一層白色，曲折幽徑上的薄霜也已被他的腳步踏得紛亂。他仍在徘徊，仍在苦苦思索著攸關家室性命和個人晚節的進退取捨。

“歷史上英明的帝王都有兩隻耳朵啊。一隻耳朵聽順耳之言，以確立其自信；一隻耳朵聽逆耳之語，以匡正其缺失。在兩種聲音的雜錯之中，放舟行船以達朝政清明。唐太宗、宋太祖就是這樣的明君啊！

“歷史上更為英明的帝王，除有兩隻耳朵外，還有兩隻有力的手。一隻手指揮親信臣子，按照自己的韜略劈荊斬棘；一隻手借重反對者的力量，保持頭腦的清醒。化抗力為合力，以建立轟轟烈烈的業績。秦皇漢武就是這樣的霸主啊！

“可如今呢？朝廷只有一種聲音了，單調、重複，聲高而空洞，除了‘變法易俗’，就是‘英明天縱’。王安石實際已居宰輔之位，呂惠卿成了崇政殿說書，曾布進了翰林學士院，連乍進京都的謝景溫也進了御史臺。皇上年輕而耳軟，能經得起這不絕於耳的頌歌而不迷亂嗎？西漢平帝不就是在一片頌揚聲中被王莽毒死而失掉江山的嗎？

“被逐出京都的御史、諫官有幾個是擾亂朝政的‘四凶’？知諫院、御史中丞呂誨，激烈偏頗，言過其實，彈劾介甫的‘十項罪名’，似是而非，而且誅語如刀，是過份了，貶以罪責，尚可理喻。御史、諫官劉琦、錢（豈頁）等人，雖哄而起之，其風不可長，但所諫朝政之弊，皆論之有據，即或淪於‘求全責備’，亦不足以逐出京都。更為甚者，範純仁何罪？蘇子由何罪？範純仁所諫，語不及‘變法’，言不及執政，僅以知諫院之職，對如此大量地貶逐御史、諫官不示苟同，也被逐出。這個四十二歲、一代名相范仲淹的兒子，真的如其父所語，‘先天下之憂而憂’了。若不是皇上感念范仲淹之功，也許要一直貶到嶺南海島。蘇子由，‘制置三司條例司’中人，在那圈子裡，如果不是因為意見相左而遭嫌，便是因為那篇離奇的《辨姦論》而獲罪了。前者是操權者心胸狹窄的荒唐，後者則是弄權者疑神疑鬼的荒誕。‘水清無魚’，難道朝廷真的要成為一副嘴臉、一個腔調、一種聲音、一同思想的仙境？可普天之下能歸於這樣一個‘一’嗎？神仙也做不到啊！

“為臣者不為主憂，不誠也；憂而不語，不忠也。年輕的皇上啊，臣憂心如焚，不能不逆鱗而語了！”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決定向皇帝趙頊進諫了。

因他不善於言詞，又怕皇上不能耐心地聽完諫奏，便決定上呈奏表。

司馬光轉身大步走進書局，坐在桌案前。兒子司馬康捧上一杯熱茶，他呷了一口，便立即展紙提筆。

正要書寫，助手劉攽、劉恕走進書局，帶來了一個司馬光最需要而又不願聽聞的重要訊息。

劉攽和劉恕都是昨天返回京都的。

劉攽從江西新餘老家歸來，往返皆乘舟船，對漕運“均輸法”的實施作了一些實地調查。劉恕是乘車馬去翁源縣的，經京東路南下，往返皆宿食於農村，對“青苗法”在京東、淮南地區的推行情況有所見聞。他倆都是以史家的目光觀察事物，而且都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吏治”這個環節上，因而得出的結論是深刻的，但也是偏頗的。劉攽認為：為推行“均輸法”而在各地各埠“設定機構”、“增加官吏”、“厚其廩祿”、“重設賞銀”，不僅使當朝“三患”之一“冗官”沒有減少，而且是“冗官更冗”了。並且這種冗官肥吏之策所耗用之經費，已超過了“均輸法”從富商大賈手中所奪得“均輸之利”。劉攽吁嘆：官吏中已興起的“損公肥私”之風將“禍國害民”。有些地方官吏，素質低劣，以利為取，無利不為，曾使南地香蕉、荔枝、桔子等利薄而易腐之物，堆積果園、碼頭，滯運滯銷，傷民害財。他還透露：“均輸法”在一些地方已經變形，其權柄暗裡轉於富商大賈之手，官吏掛名取利，只是山高水長，下層官吏匿而不報，朝廷無從知曉罷了。劉恕也在“吏治”上大發議論。他說“制置三司條例司”派往各地監督推行“青苗法”的“欽差大臣”，“一旦得志，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