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拿起一看，驚喜出聲：“《錢塘集》，蘇子瞻之新作！大宋文壇又生輝了。”他禁不住翻開詩集，急急拜讀。不知看到了哪一篇，他的目光突然遲疑了。

韓維忙以話語相勉：“子瞻此集之詩，現已鬨動京都，流傳於書肆、酒樓、學舍、官府，文人學士以先睹為快，真是紙貴京都。”

司馬光神情黯然，緩緩合上詩集，輕輕置於几案之上，似乎在自語：“三年前與子瞻、介甫飛盞流觴話別，子瞻曾以‘縱飲座中遺白帖，幽尋盡處見桃花’的詩句相贈。蘇子瞻自己畢竟不是桃花源中人啊。”

韓維又忙為蘇軾辯解：“此詩集乃駙馬王詵鏤版而出，跋中已有申明，是從友人之手集蘇子瞻近兩年來在杭州部分詩作而成，恐怕蘇子瞻此時尚不知此詩集已行世。”

司馬光苦笑搖頭：“王晉卿重於友情，只怕是多事了。”

韓維不以為然：“蘇子瞻此詩集中，並無天命誕怪之句，而以飽滿之情，贊江南風光之麗，抒民情純樸之歡，哀民間疾苦之深，發人事不修之怨。華章似錦，字句成珠，已為京都黎庶吟誦成謠，聽說亦得皇上讚賞。”

司馬光喟然嘆息：“此正是蘇子瞻之悲哀啊！”

韓維驚愕地望著司馬光，一時懵懂。

司馬光肅穆而語：“持國公知道，天下豐晏，詩文繁茂，文網不張，百家爭鳴，此文壇之春。天下艱危，言歸一統，文網覆地，百家暗瘖，此文壇之秋。秦、漢至今，律而成規，此形勢使然，非賢人聖人所能變也。其中情理，如日月行空，江河經地，因文附於道，非道附於文也。三國時魏文帝曹丕說過，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著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這是有意抬高詩文的地位，安撫天下的讀書人。東晉道學家葛洪說過，‘德行為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故吾舍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此公竟把詩文的功能凌駕於道德之上，若不是有意給天下文人喝迷魂湯，便是吃多了仙丹說昏話。可惜蘇子瞻被貶杭州之後，仍不識時務，恃才以哀民間疾苦，逞性以怨人事不修，只怕是太相信曹丕、葛洪之輩的甜話、好話、大話、空話和昏話了。”

韓維聽明白了，司馬光不僅在為蘇軾今後的處境擔憂，也明白無誤地表明瞭自己的心跡，關上了“獨樂園”的柴門。看來皇帝欲召司馬光入京的期望落空了。他不禁神情頹然。

司馬光從几案上捧起《錢塘集》，恭敬地放回韓維面前，極其坦然地說：“持國公鑑諒。三年前，光與介甫相約，不再議論朝政。三年來，光蟄居書局，目蔽耳塞，不聞牆外之事，亦不吐有關朝政之語，言而有信，足自慰矣。現時，‘十月不雨’困擾介甫，‘上天示警’逼壓介甫，光決不敢掣介甫之肘以添亂，決不敢毀介甫之所為以圖快，此出於私人之情誼，亦出於朝廷安定之大局，介甫現時處境艱難，光唯有遙祝安順而已。光之政見，也許會在《資治通鑑》的著述中以‘臣光日’之插話而闡明，不求有知於現在，只想求教於未來。公之所企，恕光不能從命。光深知蘇子瞻之忠耿慧敏，亦深知蘇子瞻之俠腸柔心，三年前介甫曾執酒贈子瞻‘直尋’兩字，以期蘇子瞻立業文壇。現蘇子瞻‘直尋’于山村、街坊、民間，可‘尋’得山川之靈氣，可‘尋’得時代之新風，可‘尋’得千古文化之底蘊，也可‘尋’得民間疾苦之淚痕。他是口無遮攔之人，又以詩魂詞韻為生命，要他什麼也不說會憋死他的。願持國公以伴隨天子之便，以緩子瞻它日之危。光歎服子瞻才氣，常為大宋文壇有此百年人物而慶幸；光珍惜子瞻詩詞，常吟誦以陶冶性情，但此詩集，光惶恐而不敢領受，亦不敢拭目拜讀，箇中情理，持國公自當深知。光懷疚謝罪了。”

司馬光說罷，向韓維深深一揖。韓維周身一凜，為司馬光與王安石、蘇軾神交的友誼深深感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從這位敗落而蟄居於園林之內的“陝西子”身上，他看到了人世間坦坦蕩蕩、誠不欺友、義氣相扶、危難相濟的高貴。也似乎看到了王安石那顆執拗不移的忠耿之心和蘇軾那顆狂狷不羈的火燙之心。人生交契，若能達到如此神韻相知之境界，當無怨無憾了。

韓維挽著司馬光的雙手，什麼話也不想說了。若再勉為其難，以語相逼，確有很褻於天理人情之尊貴了。但如此返回汴京，何以向皇上交代？何以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