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要“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鑑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

所謂“惜時”，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補敝。他認為物極必反是“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他說：“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樑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塘也；甲兵者，關鍵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失今不為，已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就來不及了。

所謂“遠謀”，就是要在太平之時想到非常之時。他稱：有的君主遇到天災人禍，常常埋怨前人“將士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庫之不實”，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他告誡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謂“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之治安”那樣的鬼話、空話。

所謂“重微”，就是治國要防微杜漸。“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啟僥倖之途；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潛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謂“務實”，乃治理國家要多辦實事，少玩花招。他認為：“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潔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才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治國安邦應當“先實而後文”、“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司馬君實對社會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張，為大宋王朝至尊敲響了警鐘。無怪宰執富弼曾說：“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憂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無嗣，儲位空懸，他繼諫官範鎮之後，多次上疏奏請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應不測，保持朝廷穩定。他大膽建議：“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則全典宿衛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並冒著被砍腦袋的危險，進宮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趙允讓之子趙曙為嗣。在仁宗病危之際，又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促請宰執夜召趙曙進宮繼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爭奪皇位而可能出現的內爭。“立嗣之功”還在於：沒有六年前的趙曙繼位，哪能輪到今天的趙頊當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績”是憂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馬光“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意欲刪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戰國，下達秦二世，進呈英宗皇帝，“善可以為法，惡可以為戒”，以資治道，確保萬世之業。英宗欣賞其忠心，命續其書，並設定書局，準其自選助手，準其費用由大內開銷，給予機構上、人事上、費用上的保證。趙頊繼位後，親自作序，以待書成，並賜以《資治通鑑》書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這一壯舉。

司馬光憂國、憂君、憂世的忠心，坦直無隱的言論，嚴謹肅穆的作風，成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間，他從華州判官起步，沿著國子監直講、知太常禮院、集賢院校書、幷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諫院、御史中丞等臺階，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邊。趙頊即位後，對他“敬若著龜”，不到兩年時間，升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權知審官院，不僅成了年輕皇帝的老師和顧問，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審定參與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馬更加忠於王事，時刻為年輕的皇上操心，以圖塑新皇帝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來，司馬光連續兩次與王安石爭論的失敗，在他的心頭，留下了厚厚的一層疑慮和不安……

一次是“訟案”之爭。

熙寧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與登州爭論難決的“謀殺已傷案”上呈皇帝裁定。趙頊詔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等人共議。共議初時，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紹案情：山東登州十六歲少女阿雲，在母喪期間與一男韋阿大定婚。阿雲極美，阿大極醜，阿雲心中苦楚，遂於夜間收割黍谷時，乘阿大困睡之機，揮起鐮刀謀殺。連砍阿大十刀，男傷未死。深夜弱女殺男，已是奇聞，況且是美女謀殺醜男，更增添了奇聞的色彩。於是，由震動村落而哄傳於州府。三里加鹽，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豔聞，花色斑斕，大傷風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歸案，嚴刑審訊，阿雲供認不諱。登州知州許遵，以“傷人自首”為由，判“罪減二等，不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