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蘇軾、司馬光晉見中的一言一語。

蘇子瞻對賈誼的評論，似乎在訴說他自己的抱負。難道他在“自用其才”、在“持志忽耐”、在等待時機嗎？可這個“時機”又是什麼呢？蘇軾對商鞅的評論，似乎是有所暗示，難道這次“變法”也和商鞅“變法”一樣，也會出現功在安石、罪在安石的結局嗎？歷史有驚人的相似，秦王朝興盛了、敗亡了；漢文帝和賈誼相會了、離散了；難道朕也在走這條道路嗎？蘇子瞻最後的三句諫言是明確無誤的，“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入太銳”，雖不反對“變法”，不也在諫奏朕要穩健行事嗎？也許現時馬車賓士得太快太猛，該勒勒韁繩了。

司馬光的全部談話，像一位師長那樣的清晰、殷切、中肯和褒貶分明。他讚揚王安石“識高而學富”，併為王安石近日受到的非議辯解：“介甫無他，只是執拗耳”、“介甫固大賢，其失於用心太急，自信太篤”。公允之論，甚合朕心！朕沒有看錯王安石，也沒有看錯司馬光啊！新進之臣以“守舊”之名罪司馬光，誣而不公，不能信。

是啊，司馬光在談論中，曾議及呂惠卿，認為此人“奸巧非佳士”、“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必此人也”。詢問其依據，司馬光坦誠而語：此人城府極深，看不透，僅是一種感覺而已。司馬光知審官院，知人頗深，這種感覺也許是有道理的。但憑感覺對待一個臣子，特別是一個才能超群的臣子，則是荒唐的。再說，“變法”伊始就更車換馬，不正是為抗爭的御史、諫宮長氣添力、提供口實嗎？而御史臺、諫院之設，不也是為匡正朝事的缺失嗎……

沒有個頭的夜晚，折磨著年輕的皇帝。他在“決”與“不決”之間徘徊著。他畢竟只有二十一歲，當皇帝只有兩年，而且是第一次經受朝政紛爭的考驗，他的胸腔裡那顆容量不大的心，還沒有變得“冷酷如鐵”或者“冷漠如沙”。他正在皇宮這座煉獄中經受著煎熬……

篇九 皇宮　王府　蘇府

一個驚人的訊息從皇宮傳出　家伎、官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　御史中丞呂誨亮出了反對“變法”的旗幟　一篇離奇的《奸論》哄響京都　罷貶狂潮席捲而來

皇帝趙頊在瓊林苑召見蘇軾、司馬光之後的半個月裡，朝廷異常平靜。除了王安石每日進入宣德門處理朝政日常事務外，“制置三司條例司”的人物，如呂惠卿、曾布、章惇、蘇轍等，都似乎一下子銷聲匿跡了。御史臺、諫院的官員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條例司”的設立而喪失權力的臣僚們，熬著早至的酷暑沉默著，心煩意亂地注視著皇宮裡的一切動靜。

六月初，一個驚人的訊息從大內皇宮傳出：皇上焦慮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駕臨福寧殿探視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見，受到了皇太后的嚴厲訓斥。

這則訊息明顯地意味著“變法”要完了。可靠嗎？御史、諫官們沒有查實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員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確有深夜福寧殿探視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無疑。於是，他們著魔似地歡騰起來。家蓄歌伎者，飲宴歌舞，通宵達旦；家無歌伎者，重金聘請，日以繼夜。以致院街、馬行街、麴院街、雞兒巷、麥秸巷、殺豬巷有點名氣的酒樓、妓院的歌伎、娼妓供應不敷，甚至曾出現爭請之戰。京都的文人們興致極高，但因囊中羞澀，只能攜擁野妓、暗娼夜遊御街，在路燈熒煌和月色朦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聲霹靂，“均輸法”出臺了。“均輸法”宣佈：為供應京城皇室、百官、軍隊的消費，朝廷撥給內藏庫錢五百萬貫，上供米三百萬石，以供週轉的費用。發運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六路每年應該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資的品種、數額以及庫存情況，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交易蓄買”，貯存備用，供以節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試圖由朝廷“稍收輕重斂散之權”，調節供求關係，做到“國用可足，民財不匱”。同時，以陝西轉運副使、五十三歲的薛向為東南六路發運使的實施機構出現於京都。派往一淮、浙、江、湖推行“均輸法”的新進官員，突然從京都一下冒了出來，乘車的乘車，策馬的策馬，旗幟堂皇，轟轟隆隆，示威般地穿過東西大街，分六路賓士而去。

府邸裡的歌舞，啞了，停了。

家宅裡的酒宴，涼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遊，冷了，垮了。

御史、諫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員們又一次遭到了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