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戰區與統帥部各有各自的優勢劣勢，相對統帥部來說，臨時編制的戰區操作更靈活，更適合在多部隊區域執行。而統帥部僅僅只掌握集團軍和轄區地方軍政的指揮，一旦遇到多部隊同時作戰，則需要申請更高規格的指揮權。

其三是從外交和地方政務上，繼續擴大中日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東北三省地區，派出更多的諜報人員一邊蒐集日本的最新進展，一邊散播對日本不利的輿論訊息。在這個方面張盛霆北方事務公司與北京大本營著重出力，前者在商業上利用官商背景大肆排擠日本企業，後者則提供政治保護，同時也與東三省的地方士紳拉攏關係，注資張盛霆北方事務公司，擴大中國企業的資本全力對抗日本。

中央政府在未來四個月時間裡的側重點雖然是放在“亞洲戰略”上，但是國內民政的建設也不是毫無建樹。在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會議結束之後，中央政府內與“亞洲戰略”並無直接聯絡的部門馬上按照吳紹霆做出的指示，開始投入各自的工作當中。

財政部成立了國家稅務局總局，分派官員趕赴地方省府整頓國稅，同時也監督省府的地稅系統建設。吳紹霆在中央政府工作會議上關於國稅、地稅的一番激烈言論，很快就透過各黨派官員傳遞了出去，僅僅三、四天的功夫就在全國引起了轟動。地方政府知道吳紹霆既然能說這番話，也就能按照話中的內容來付諸行動，各省不由自主感到壓力倍增。

不過吳紹霆在南方執政期間，已經於南方諸省打下了一定稅政基礎，尤其是在執政府時期更是加強了這種稅政體系。廣東、廣西、福建三省尤為其甚，浙江、雲南、貴州、四川四省也有一定政治基礎，至於湖南、江西、湖北三省雖然政治勢力不屬於吳紹霆的範疇，但因為有嫡系大軍駐紮在此，推行起來也不會太困難。

真正感到擔憂的還是北方諸省的地方政府，這些地方政府就指望著扣押稅款來維持政府運營，而且十多年來一直如此，突然要把地方的稅務分一大半給中央，換做誰都不會心甘情願。不僅如此，地方政府依靠這些稅收才能與中央政府對抗，如果失去了這比資金，地方政府的權力會大打折扣，中央政府反而會越來越強，此消彼長之下遲早會損害地方官紳的利益。可是吳紹霆把話都放出來，畢竟中央政府現在手握雄兵，而且還贏的了全國民心，真是惹毛了吳紹霆只怕遭殃的會更快。

北方諸省的態度各有不同，有人驚慌失措，有人無比憤怒，有人鬱悶不已。但是經過中央政府內部的北洋公黨去北方各省做了工作，勸說北方各省不要輕舉妄動，更何況這次僅僅是整頓稅政，又沒有說要撼動地方政府的權威，只要好好配合一定不會有虧待。北方諸省的眾人聽到如此，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除了遵從之外別無他法，總不能現在揭竿而起跟中央政府對著幹吧？再者只要有北洋公黨在中央把持幾分席位，必然會為北方爭取利益。

稅政的問題得以解決，但真正要發揮稅政系統的作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民間老百姓對這項政務仍保持著許多猜疑，唯一讓百姓們欣慰的那就是新的稅政不會增加稅負。

教育部部長朱執信在中央政府工作會議鄭重許諾之後，第二天便開始大刀闊斧的執行任務。他先在廣東、福建、江蘇三省幾個大城市裡推行三年義務教育試點，要求這些城市的所有小學堂對適齡兒童進行免費入學，直至完成三個學期課程之後再開始收費。

當然，為了保證這些學堂能夠正常運作，他派遣專員到廣東、福建兩省聯絡地方教育部，協調地方與中央一同撥款贊助小學堂。至於江蘇省的教育工作則由他親自督辦，要求江蘇省所有教育部門、機構在三個月之內完成所有統計和前期準備工作，必須在六月中旬正式推出三年義務教育試點。

為了給教育提供足夠的資金，尤其是在“亞洲戰略”是姓期間，朱執信從財政部要到的經費少之又少，他不得不推出教育基金以及教育部募捐專案。前者分為地方教育基金與中央教育基金，不過性質是一樣的，只不過一份由省教育部管理，另外一份則由中央教育部直轄。教育基金屬於商業基金，採取自願購買的形式，以為學生儲備高中、大學的學費為目的。

而教育部募捐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每年定時向全社會公開募捐，而定時的這一天則被稱為“教育節”；另外一部分是接受海內外熱忱支援中國教育事業的人募捐，甚至對捐款到達一定數額的人給予受益學校某棟大樓命名的特權，這樣一來則能吸引一些希望名流千古或者沽名釣譽的富戶豪商。

無論是教育基金還是教育募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