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其他人大聲喊，讓他們快叫醫生過來。我們隔壁的一間房子裡住著一名醫生，幾分鐘後，不知是誰把他叫了過來。醫生看了之後說的跟大家見到的情況沒什麼兩樣，母親已經走完了人生的路程。我聽到了他說的話，但就是沒聽進去。“對不起，”他不停地重複說，“對不起。她差不多了。”終於，我明白了醫生的意思，頓時感覺自己就像被扔出5層樓高的窗外。燈熄了，星星也不見了，我真想隨著它們一同熄滅，我不知道沒有了母親自己該怎麼活。

母親走後40天，我的所有行動都是無意識的，這個打擊和創傷幾乎讓我的身體完全罷工。整整有半年的時間我一直處於精神恍惚之中，不想跟任何人講話，也不想去任何地方，誰都沒辦法跟我講話，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還想不想活。沒有誰強迫我早點走出陰影，我的家人放任我，讓我由著自己的節奏在悲傷中度日。失去母親，他們當然也悲傷，但他們明白我和母親之間有一種特殊的紐帶。

母親在世時，我一直跟她睡一張床，沒有她躺在身邊我就睡不著，我彎曲著的手指會放在她的頭髮中。如今，每到夜裡我都會醒來，想象著她就在我身邊。我哭了又哭，像個嬰兒似的哭著要媽媽。

家人見我連續這樣哭了6個月，擔心我永遠不會好轉，於是召開家庭會議，發現唯一能助我走出陰影的就是讓我重新投入到學習中來。母親是在秋天走的，如今已經是春天了，新的學期就要開始，哥哥建議我回學校學習英語和計算機課程，曾經堅決反對我上學的哥哥也都認為只有讓我重返學校才能幫我擺脫喪母之痛。

母親生前生病時，我本來要參加高中畢業考試的。當時因為難過至極，沒參加考試，現在一回去，老師就安排我考試。如果不考，就會被預設為不及格，我不得不去備考。學習果然有用，我漸漸地重新融入生活。

馬上我就要過19歲生日了，我報名參加大學入學考試複習課程。我立志學醫，將來準備做一名醫生。哈米德知道我參加了這門課程，就經常開車過來，停在街頭，儘管他沒必要這麼做。他以為我沒看到，其實我認識他的車，也認識車裡面的他。我從來沒朝他走近，也沒有朝他揮手，因為那麼做在阿富汗的文化裡是不合適的。

這樣過了幾個星期，他的膽子漸漸大了起來，下課後會走過來和我打個招呼。我們打招呼很正式，從來不討論涉及個人的事，更不會提彼此的好感。他會問我家裡的情況，我則很禮貌地一一回答，僅此而已。在阿富汗文化裡，沒有追求、約會一類的習俗，我們連通電話都是不被允許的。那個時候還沒有手機，陸上通訊線路也不通，電線在戰鬥中遭到損壞。因為我們倆都尊重傳統文化，所以都是規規矩矩地遵守文化規則的。但是，有這麼點時間跟他在一起我已經知足了。即使他只對我說了三個字，也夠我回想一個星期，在腦子裡反覆玩味。哈米德的微笑減輕了我的喪母之痛，我想起了她臨終前說的話：“這個男人對我們來說條件可以了，法齊婭寶貝。”這個時候，戰爭漸漸平息了下來。游擊隊的不同派系開始互籤協議，喀布林仍舊四分五裂，由不同的派系控制不同的地區，但他們開始談判，並且起草了一份新的憲法。大多數人認為這是戰爭快結束的標誌。街上不再有士兵巡邏，不穿蒙面長袍也安全了。當然，通常我還是用一條圍巾裹住頭，但我也會穿牛仔褲和一些色彩鮮豔的時尚束腰刺繡長外衣。

街上的氣氛明顯地緩和了許多。因戰爭而關門的電影院重新開門迎客，上映最新的印度電影；之前被狙擊手佔據的公園現在成了孩子們的天堂；喀布林市中心的街道再次繁榮起來，小販和顧客們因為覺得安全了，也都回來了，街上又能聞到噴香的烤肉味。喀布林再次煥發出蓬勃的生機。

我的生活也漸漸迴歸正常，只是，創傷太深，悲痛依舊還在。我有個漂亮的布娃娃，布娃娃手裡拿著個填充狗，是我最喜歡的東西之一，放在小車裡。我已經長大了，再玩布娃娃就顯得太幼稚，但我需要安全感和安慰，布娃娃剛好能滿足我的這兩項需要。我能花好幾個小時給她梳頭，穿漂亮的衣服，痴迷地在她的小車旁擺上一個插得滿滿的花瓶。

那個時候，哈米德不是唯一一個向我求婚的人，許多游擊隊軍官也來我家向哥哥提出要娶我。幸運的是，我的哥哥們從來不會強迫我嫁給誰。該同意哈米德的求婚了，將其他男人與哈米德比較得越多，我就越想嫁給他。我不想成為士兵的妻子，只想成為有著善良的眼神的知識分子的配偶。

哈米德是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經營著一家小金融公司，做著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