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一種新的市場經濟被引進。不久，農民們發現自己正在為國際市場，而不是為自己和鄰居而生產這本身又意味著他們不僅日益受這時已在這種新經濟中富裕起來的商人和放債人的支配，而且日益受變化莫測的經濟波動的支配。封閉的、靜止的自然經濟向充滿活力的貨幣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變，對生產能力來說是有益的，但它最初的影響無疑是具有破壞性的、令人不快的。19世紀中葉克羅埃西亞一位農民的以下這番具有諷刺意味的感想，在海外的千百萬農民中很可能一再引起共鳴：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奇蹟的時代，

賢哲告訴我大車行駛不需馬拉，

富麗堂皇的船隻無帆無風也能航行得象箭一樣快，

神奇的醫生能截肢而病人卻不叫喚也不痛，

新聞透過環繞地球的電線能在一瞬間傳遍世界，

鐮刀自動收割，紡車自行轉動，鐵犁自動開溝，

而我們仍象過去一樣渴望得到麵包。

歐洲的入侵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不過，這時智力上起變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數上層階級，而不是農民群眾；正是上流社會的極少數人，懂得西方語言，閱讀西方報紙和書籍，熟悉歐洲的歷史和現行政治。對接觸這種外來文化的最初反應常常是熱情地、不加鑑別地讚美西方的一切，但隨之而來的反應通常是敵視西方，並企圖至少保持和扶植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寫於1925年的以下這段回憶，清楚地表達了這種對西方文化充滿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們的前人是英國教育最初的結果，是極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