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二人相對冷靜的思考，“二蕭”希望這次的分離，對兩人惡化關係有所彌補。然而，從出發之始，蕭紅就展現出了對蕭軍的強大向心力，而蕭軍則像一個想要脫離軌道的小小星球，時刻準備往更自由的空間飛去。

在渡海途中，蕭紅寫道：“海上的顏色已經變成黑藍了，我站在船尾，我望著海，我想，這若是我一個人怎敢渡過這樣的大海。”從東北到上海，一路都是相依相伴，乍別離，蕭紅的痛苦，難以復加。這種孤獨之苦，思念之痛，使得蕭紅似乎根本無心發現日本島的各處新奇，取而代之的是她每日糾結的相思和身體的病痛，她把這種思念付諸文字，寫在紙上，用信傳遞到海那邊的青島，風箏飛遠，線永遠在手上，蕭紅保持著她在精神上，對於蕭軍的依賴。

這時節，自小便開始毀壞的身體，讓蕭紅痛苦不堪，到了日本，她的這種痛有增無減，加上醫療條件的缺失，蕭紅根本無處醫治，日後那些致命的苦病在蕭紅赴日期間全都顯露出來，頭痛、胃痛、發燒……可就這樣，她還是總想著寫作，希望自己能多創作點，這是她全部的驕傲和趣味所在，她怎能放棄？

蕭軍曾經這樣形容過他與蕭紅的關係：健牛和病驢。如果是共同拉一輛車，在行程中，總要有所犧牲的，不是拖垮了病驢，就是要累死健牛！很難兩全，若不然，就是牛走牛的路；驢走驢的路……

身體條件的不匹配，讓蕭軍也很難捕捉體會到，身為病人的蕭紅的那種敏感和神經質。即便遠在日本，蕭紅還總是不忘叮囑安排蕭軍的生活，她會去命令愛人吃一個雞蛋，買一條毛毯，換一個枕頭，吃一點阿司匹林，晚上不要吃東西（可以吃一點西瓜）等等……這樣溫柔的“強迫”，加大了愛情的密度，壓迫彼此間應有的空間。這對於已經有了厭倦情緒的蕭軍，無疑只能是促使他更加遠離（吃雞蛋蕭軍遵命了，她便很高興）。如果當時蕭紅灑脫一點，輕鬆一點（但這幾乎不可能，環境也不允許），“二蕭”的關係，大概也不會這麼快惡化。

此時的蕭軍，獨居青島，過著一種單純的、有規律的寫作生活，在這期間，他寫完了小說《第三代》的第二部，也寫了兩篇散文《鄰居》和《水靈山島》，創作成績不可謂不豐厚。那種從繁難的兩性關係中，暫時超脫出來的輕鬆，讓蕭軍感到一種身心的爽適。多年以後，回憶起在青島的那兩個月的日子，蕭軍仍倍感懷念，擺脫了各種思想和感情的煩擾，他找到了自由的呼吸。

都說距離產生美，小別勝新婚，但蕭紅和蕭軍的這段小別，卻引出了蕭軍的一次對蕭紅的“不忠實”。這次點到為止的感情出軌，在現在看來，也許並不算是多大的錯誤（更何況出軌雙方都做了急剎車），但另一個角度看，它卻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二蕭”關係的惡化程度。

那一年，蕭紅還遠在日本。蕭軍在青島度完了兩個月的假，便返回上海，寄住在好友H家裡，H夫人是一位美麗溫柔的女性。她對蕭軍的照料很周到，也很讚賞蕭軍的男子氣概。相互久了，他們產生了愛情。但戀愛的雙方清楚地意識到為了道義上的考慮彼此沒有結合的可能。為了結束這種“無結果的戀愛”，他們彼此同意促使蕭紅由日本馬上回來。這種“結束”，對於蕭軍和H夫人，都不能說是沒有痛苦的（此過程為蕭軍先生自敘）。

可更痛苦的是蕭紅。她從理智上，想要寬恕蕭軍，可在情感上，卻很難做到，如此一來，“二蕭”那原本已在毀壞的關係，雪上加霜。“二蕭”一路跋涉走到這裡，當然依舊有愛，可兩人之間的心結，似乎已經無法解開。

1937年，抗戰爆發，蕭紅與蕭軍都很興奮。十月，他們一起去了武漢，和胡風、聶紺弩等人一起共辦《七月》文藝月刊。當時他們是住在武昌水陸前街小金龍巷二十一號，詩人蔣錫金家中，DM也住在這裡。十二月，武漢形勢惡化，應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李公樸先生的邀請，蕭紅和蕭軍、聶紺弩等人一起去山西臨汾任教。

1938年2月，日軍準備進攻臨汾，民族革命大學準備撤退到鄉寧。蕭紅和蕭軍在路上發上嚴重分歧，蕭軍決心留下和學校一起撤退，必要時準備和學生一起去打游擊戰，蕭紅主張仍然從事寫作……二蕭結合之初便有的那個究竟是“為了一個人，還是為了更多人”的矛盾，在這時，終於找到了襲擊“二蕭”關係的機會，長期的感情糾葛，讓二蕭在婚姻的道路上無法繼續前行，結果，蕭軍留在臨汾，蕭紅隨當時丁玲所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與聶紺弩、DM等人乘火車去了西安。

初夏，蕭軍由延安到西安，蕭紅當即向蕭軍提出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