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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由於連年戰亂，豫北的土匪老抬十分猖獗。外婆剛與外公成婚不久，外公在去道口看戲回來的路上被幾個“老抬”綁架了。當時土匪聽得訊息，說王三祝曾到在趙家向袁氏提親，就以為外公是王三祝，於是將其綁架，放出話來要十萬塊現大洋，否則就要撕票。抓到外公以後一審，卻發現不是王三祝，於是匪首就到趙家勒索，降價成五千塊。外婆得知訊息後簡直快急瘋了，趕緊託其姐姐到趙家借錢籌款。還正在忙活著，外公居然毫髮無損地回來了。原來，“老抬”得知外公並非王三祝，又見外公老實木訥，就對其放鬆了警戒，關押幾天後派兩個小嘍羅押著外公轉移關押地點。誰知走到半路，兩個傢伙的大煙癮相繼發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渾身抽搐，動彈不得，結果眼睜睜地看著外公掙脫繩索逃走了。住在趙家敲詐的匪首一聽說人質已經跑了，頓時很洩氣，趙家大婆也會辦事，多少給了他幾個錢，算是辛苦費。

外婆這人從小寄人籬下苦慣了，特別會過日子。外婆嫁給外公之後，二人配合非常默契。自從自己家買了第一匹牲口之後，外婆就像對待孩子一般愛護它，每天晚上起來給牲口喂草，連燈都捨不得點，結果經常被撞的一頭包。節約下來的錢，全部攢著買地。外公這個人也不愛亂花錢，幹活時根本不用人催，因為看見莊稼長的好，他比什麼都高興。八十年代後期，外公在我們家住了幾年，有時我跟他一起到外面轉轉，每走到莊稼地，他都要俯下身子仔細地看半天，還說人家不會種田，莊稼沒長好。

俗話說，天道酬勤，外婆的精打細算和祖父的勤勞耕作，使得這個家庭在解放前的二十年裡不斷擴大再生產，從原先的幾畝地變為四十多畝，還蓋了一座二層的小磚樓。不過，滑縣的土地屬於黃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當時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種改良等技術，儘管精耕細作，但還是離不了靠天吃飯，一畝地能打個二、三百斤糧食就算大豐收了，遇到荒年景顆粒無收的情況都有。每年打下的幾千斤糧食養活當時一家六口，也不過溫飽有餘。

當時家裡只有外公一個男勞動力，地多了以後一個人忙不過來，就僱了一個長工，農忙時節也僱幾個短工。但是，這裡的主家與僱工的關係並非像《收租院》裡所描述的那樣殘酷、血腥，而恰恰相反——當時吃飯時，外公和長工同席，吃乾飯；外婆和孩子們則另一桌，吃稀飯。這是因為，在天災人禍頻仍的河南，小戶人家即使有些餘糧也不敢頓頓吃乾飯，必須留下來糧食備荒，或者換錢買地；而外公和長工屬於下地幹活的勞力，他們必須吃飽才有勁幹活。上工時外公和長工一起下地幹活，那長工與我們家關係也相當好，本身也就是自家五服以內的親戚。外公與長工以叔侄相稱，而且文革時代整我們家的那幫人裡，獨獨沒有這個長工。就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殷實之家，而不是一些人公式化地描繪的如同洪水猛獸般的壓迫者。

馮玉祥治豫時，搞“新生活運動”，派出大兵四處蒐羅裹腳女人。可是，這種延續了一千年的陋習也並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時間，村口有人放哨，遠遠看到有馮玉祥的大兵過來就高喊：“查裹腳的來了！”正在地裡忙活的年輕婦女一聽，撒腿就往家裡跑，馮玉祥的大兵就在後面追，跟今天搞計劃生育差不多。

後來日本人來了。外公的弟弟當時在縣城賣饃，走到城門口時正趕上日本鬼子殺人立威，無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頭，在城門口掛了好多天。後來外公買通一個給日本人做翻譯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錢才把屍首贖回來。幾年裡日本人就到過村裡一次，嚇得全村婦女臉上塗滿鍋灰躲到麥地裡，被日本兵抓住的婦女倒也沒怎麼著，日本兵看著她們臉上黑糊糊、驚慌害怕的樣子就哈哈地笑，嘴裡還用生硬的漢語說“皇軍大大的好，別害怕”，然後就走了。而漢奸隊伍“皇協軍”和一些雜牌隊就挺可惡了，每次進村都偷雞摸狗，搜刮財物，因此當地一些老百姓說“皇協軍”比日本兵還壞。

解放前像外公這樣無權無勢的小地主，最怕的就是“穿四個兜”衣服，也就是穿軍裝、警察制服和中山裝的人，這樣的人一來村子裡就是敲詐的。有些城裡的地痞流氓沒錢了，就借上一身中山裝一穿來到村裡，看到哪家家境好一點，但氣派又不是很大的，就進去往椅子上一坐，裝腔作勢地說：“蔣委員長號召我們開展新生活運動，現在要交衛生費。”小地主們也不懂什麼是“新生活”，不願意交，“四個兜”就一拍桌子，聲色俱厲地叫道：“怎麼，不願意？你還想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