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凱恩說，《雙重賠償》是受他所聽到的一個故事的啟發：一個盡心盡力工作了好多年的報紙排字工人，有一天，他終於忍不住為大標題中一個猥褻的錯誤放行。電影也表達了同樣的想法：也許錢德勒本會說，這兩個版本的故事所處理的主題都是一個機構企圖“破壞”工作人員和他的潛意識之間的“勾連”。但是，在描寫大生意的運作這方面，電影創造出了比凱恩小說有力得多的異化感，並更傾向於“絞刑架下的幽默”gallows　humor：即黑色幽默。——編注。最後這些特徵無疑應歸功於懷爾德，在這部電影的作者中，他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者。在維也納，他是一個記者；在魏瑪德國的柏林，他是個“吃軟飯的”，兩部著名德國電影（《星期天的人們》［People　on　Sunday］和《愛彌兒和偵探們》［Emil　and　the　Detectives］）的編劇；88而在1930年代早期的巴黎，他則是個移民作家和導演。為了躲避希特勒，他從墨西哥繞道到美國，為派拉蒙公司工作——就像他1941年的劇本《良宵苦短》（Hold　Back　the　Dawn）中的主角，這個劇本最初的形式是一部喜劇，一個人在旅館房間中對著一隻蟑螂講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了解歐洲和洛杉磯的醜惡、複雜之處，而他亦受到現代歷史的創傷。《雙重賠償》最嚴酷的反諷之處就在於，懷爾德當時並不知道，就在他製作這部電影一兩年前，他的母親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中被納粹殺害了。

第二章　現代主義與血腥情節劇：三個個案研究（31）

因為懷爾德，《雙重賠償》深深地受惠於魏瑪德國——與其說是在於它的攝影風格方面（其時的評論家把它和戰前法國電影相比較），不如說在於它的福特主義的納粹德國式亞美利加（Fordist Amerika）意象。僅僅就語言的層面來看，正如威廉？魯爾（William　Luhr）所說的，電影也已經充斥著對現代工業的冷酷的決定論隱喻：戀人互相發誓會對彼此忠貞而矢志不渝原文是“straight　down　the　line”，另有“一直沿著流水線往下走”之意。——編注；沃爾特設計了這個利用火車的精巧謀殺，而當這個計劃開始實施時，他說“機器一旦開始運轉，就沒人能夠讓它停下來”；後來，他在回顧自己的罪行時則說道，命運已經“按下了開關”，因此“齒輪已經齧合”。所有這些話語中的隱喻被那些具有壓迫感的視覺形象加強了；舉個例子，當我們第一次隨著內夫走入太平洋保險公司時，攝影機越過他的肩膀，讓我們朝下望到了一個巨大的洞穴一般的房間，一排排的空桌子上放置著一樣的記事簿和檯燈。這裡的設計讓人不禁回想起德國默片如茂瑙的《最後一笑》（The　Last　Laugh），以及受德國影響的好萊塢電影如金？維多（King　Vidor）的《群眾》（The　Crowd）、保羅？費喬斯（Paul　Fejos）的《孤獨》（Lonesome）以及恩斯特？劉別謙（Ernst　Lubitsch）的《如果我有一百萬》（If　I　Had　a　Million）等（還可以在威爾斯的《審判》［The　Trial］和懷爾德的後期作品《公寓春光》［The　Apartment］中看到）。它的所有表現形式要表達的就是現代社會把人變成殭屍或者機器人的傾向，就像朗的《大都會》裡受奴役的平民。［62］

工業去人性化的主題也在保險公司二樓的較個人化的辦公室中重複，那些房間幾乎是可以互相置換的，用以起裝飾作用的只是資料圖表。同時，內夫的公寓看上去則像一個旅館房間，而陰森的迪特里奇森家被描述為“那種十到十五年前每個人都渴望擁有的加州西班牙式房子”［63］。公共空間同樣是一體化的：在沃爾特瞭解到菲莉斯是想謀殺她的丈夫後，他去了一個汽車餐廳，在車裡喝了一杯啤酒；然後他趕到位於第三和韋斯頓（Third　and　Weston）大街上的保齡球館，89一個人玩起保齡球，那是一個佈滿一模一樣的保齡球道的巨大房間。然而，這種機械複製品的最超現實的例子則是傑裡超市（Jerry�s），“那座位於洛菲利茲（Los　Feliz）的大超市”，沃爾特和菲莉斯就是在這裡籌劃他們的罪行。他們在超市的過道里低聲細語，過道兩邊上則堆滿嬰兒食品、脆豆、通心麵、西紅柿和其他任何能被包裝和排成整齊佇列的東西；他們在公共空間內談論著謀殺，但大商鋪足以讓他們變得匿名，事實上，對購物者來說是隱形的。［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