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深嵌著的灰塵、那個天知道從哪個下等雜耍戲院裡撿來的潑辣老婆在珠簾後責罵、大吊車那不間斷的尖叫和碾壓聲。”（184）

格林一次又一次地稱讚法國人的“現實主義”和“詩意”（如果他知道有個電影運動就叫“詩意現實主義”［poetic　reali*］，他肯定會熱烈地支援它）［39］。69他們那些最佳電影中蘊含著他從1928年以來就尊崇的一些理念，那個時候，他為倫敦的《泰晤士報》寫了他的第一篇影評——這篇文章清楚地顯示，他迷戀於透過現實主義黑白攝影傳達的浪漫、反常和日常恐怖的反諷融合。他堅持說：“電影的目標在於把思想轉回為影象，而美國人錯在將思想轉為動作。”（這句話可以表述為，好萊塢在意的是情節構思，而非情緒，或者說是“內容”，而非“形式”。）他一次又一次地提到他最喜歡的默片《貪婪》（Greed），並以它來說明任由電影自身支配的意象派“激情”：“場面是一個海邊‘度假地’的雨天。那對戀人只顯示背影，漸漸退到一個長長的防波堤下，鉛灰色沉重的大海和滂沱的大雨都無法打擾他們徹底的聚精會神。”（轉引自Sherry，1：414）

法國人熱衷於傳達這種詩化的宿命論（poeticized　fatali*），但對格林來說，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還創新地利用犯罪小說。人民陣線發展了一種左翼的、中等成本的藝術電影，表現地方特色和講述有關犯罪和愛情的故事；這個策略是對好萊塢的挑戰，同時也似乎給英國電影工業提供了可能性。格林也意識到電影是一種大眾媒體，他相信充滿情感的詩意意象必須從流行敘事中而來。他說：“只要你先讓觀眾興奮，那麼你便可以任意表達你所想表達的那些有關恐懼、苦難和真相的想法了。”（轉引自Sherry，1：597）他認為，能達到這種效果的合理載體是“血腥情節劇”。而英國的問題在於“英國從來沒有這種流行血腥小說的流派。我們從一開始就受到那些中產階級價值的詛咒，我們只會寫那些紳士盜賊、偷竊計劃和吳先生餐廳Mr　Wu�s：倫敦唐人街的一家中餐廳。——譯註”。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回到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