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nett）、休？沃波爾（Hugh　Walpole）和A。　R。　弗里爾…裡夫斯（A。　R。　Frere�Reeves），以及其他一些和格林有私交的作家；作為月刊，它的發行量高達一萬多，這保證了任何一位作者的收入和影響。於是，格林寫了《斯坦布林列車》（Stamboul　Train），這是個有關國際陰謀的故事，併入選協會的“主力推薦”，之後在1934年被好萊塢翻拍為《東方快車》（Orient　Express），由希瑟？安傑爾（Heather　Angel）領銜主演（《綜藝》［Variety］形容此片為“一部輪子上的《大飯店》［Grand　Hotel］”［1934年3月6日］，格林日後寫道，好萊塢保留下的只是“那些廉價平庸得足以適合這部廉價平庸的電影”的部分［轉引自Sherry，1：590］）。

第二章　現代主義與血腥情節劇：三個個案研究（16）

格林從很早開始就皈依了天主教信條和社會主義，在他的大學時代，他就非常仰慕康拉德、詹姆斯、福特、龐德和艾略特。［33］他很高興能從英國圖書協會和好萊塢那裡獲取報酬，但他卻對自己的流行感到不安；於是，他在《斯坦布林列車》中創造了一個意在對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y）進行齷齪戲仿的人物，普里斯特利長期以來就是海涅曼的暢銷作家，專寫感傷的準狄更斯式小說。更能顯示他這種不安感覺的是他把這部小說和其後的所有驚悚小說都稱為“娛樂之作”（entertainments），以區別於他那些更有野心的關於宗教和政治的作品。然而，他的確對異域場景和身處險境著迷，並且有製造神秘（mystery）和懸念的天分。在寫《斯坦布林列車》的同時，他重新閱讀了《黑暗之心》，並在日記中寫道，用冒險故事的成規也可以“寫得優雅精妙”（轉引自Sherry，1：421）。竅門在於，必須顛覆某些成規，同時透過聳動的動作來創造與大蕭條時期相對應的焦慮感。

65從兒時起，格林就傾心於約翰？布臣（John　Buchan）的通俗間諜小說，他贊其為描寫的是“不想冒險的人在尋常環境中的冒險故事”［34］。但是，到1930年代，布臣的那些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愛國主義小說似乎早已過時了。他筆下的主角總是那些方下巴的保守黨紳士、吃苦耐勞的南非地主和那些相信英國種族優越的北美企業大鱷；他的小說背景總是在田園鄉村，充滿了華茲華斯那種對蘇格蘭鄉村的熱愛；他的宗教和道德觀源自《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在他的小說中，性在他的構思裡實際上是缺席的。格林在寫他自己的驚悚小說時，保留了布臣的精巧情節設定，以及那種暴力在文質彬彬的英國文明中爆發的感覺，但他在其他幾乎所有方面都採用了一種不同的方法。格林小說的主角是那些心理扭曲的犯罪分子或落魄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他們被困在他們中一個人所說的“一箇舊世界中……充斥著不公和混亂”；背景總是城市，被一種生動的、意象派的散文所呈現；他的敘述手法運用了內心獨白和視角上的複雜變化；而他小說的結尾總是充滿黑色的諷刺意味，籠罩在一種卡夫卡式的罪感之中。他長於發掘個人主體與*國家之間的曖昧邊界，並玩味著“窺視”在公共與私人層面上糾纏不清的含義，暗示人物心靈深處的性動機。也許最為重要的是，格林透過他對日常生活的骯髒細節的觀察，製造了一種恐怖的感覺——例如，他對《恐懼內閣》中的主角的描寫就是，他“經常生病，他的牙齒很差，並且在遭一個無能牙醫的罪”（21）。

格林所有娛樂之作的故事都發生在被批評家們稱為“格林之原”（Greeneland）的地方——這是一個骯髒的出租房、罐頭魚、低垂的一葉蘭和被宿命所困的人物的世界。一位評論者認為，“這些骯髒的東西讓格林得以詩意迸發”，但是，很難講，這些小說中的場面排程是用來表達一種“對鄙俗之物的膜拜”（nostalgie　de　la　boue），還是對窮擺闊（genteel　poverty）的反感，抑或是一種奧威爾式的對被排除在中產階級之外的恐懼。［35］這些小說的氛圍多與艾略特在他多思、公開反猶的階段所寫的作品相似。例如，《一支出賣的槍》（A　Gun　for　Sale，1936）中的男主角找到了一個名為尤戈爾（Yogel）的非法墮胎醫生，讓他給自己的兔唇做手術。尤戈爾在一條小街中的昏暗房間裡工作；他的指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