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馬路邊上放著一大捆美鈔，隨時都有可能被別人揀走了，必須趕緊裝船起運才行。

照規矩，所有“撤臺物資”的運費都由政府來承擔，付款的辦法是先由公務部門出具證明，等到下一個財政季度再作結算。可事到如今，天曉得國民政府還能夠支撐多長時間，到底有沒有下一次財政結算誰也不知道，所以私營的航運公司一律拒絕白條，而國營的航運公司不是藉口沒有船隻就是推脫沒有船員，想弄到貨運艙位比登天還難。

蔡智誠上竄下跳也找不出門路，只好去求邱秉敏。邱秉敏是中紡公司運輸處的副處長，人家不僅很痛快地把這件“苦差事”承攬了下來，並且還吩咐小蔡啥也不用管、安心在屋裡睡大覺。結果沒過兩天，事情辦成了，邱副處長拿著兩根“大條子”回來分紅，小蔡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連忙討教這其中的秘訣。

老邱啟發道：“你想想，這批毛呢料子的財產權是屬於誰的？”

“當然屬於章華廠，我只是幫他們運到臺灣去”

“那就對了。東西是劉家的，丟在碼頭上，劉家最關心。先前有你在外面使勁忙活，人家犯不著出頭，等看見你突然撒手不管了，他們自然也就著了急。於是乎，我逼著劉鴻生自己掏錢付運費，船東還必須由我來挑選，他們怎敢不聽從？”

蔡聯絡員這才恍然大悟，心說：發財的門道真是隨處都有啊。

滯留上海的這段時間，蔡智誠和邱秉敏同住在霞飛路（今淮海路）的“寶康裡”，因為人少，所以就合在一起搭夥。雖說是搭夥過日子，其實就跟住旅館差不多，兩家合租三間屋室，每月一百五十塊大洋，一間共用、兩間當作各自的臥房。邱秉敏是個好吃美食的廣東人，卻娶了個不懂家務的德國老婆，而蔡智誠的“蛋蛋”同樣也是啥都不會，所以兩家的一日三餐全要依靠飯館，清潔衛生工作也統統交給了女傭。

在那些天裡，蔡智誠享受到了多年未曾有過的家庭生活。他每天跟著邱家夫婦下飯館，不是在大來飯店啃德國豬蹄、就是在杏花樓上吃廣東燒雞，然後就陪著老婆去逛“世界花園”。上海的高樓實在是多，裡面設有這個“世界”那個“花園”，蔡家的“蛋蛋”爬過了七層的先施大廈又去爬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站在瞭望臺上大呼小叫：“哎呀哎呀哎呀呀，街上的行人象螞蟻！”

那時候，上海的居民確實就象是螞蟻一樣。三大戰役期間，大批的人流從北方各地湧進上海，使這座城市的人口暴增了好幾倍。流亡者的身份各異，有官有兵、有富有窮、有商人也有農民；各自境況也不同，有的閽閽噩噩隨遇而安，有的咬牙切齒等待復仇，有的上下鑽營謀求東山再起，有的心灰意冷準備借道跑路……然而，更多的則是被戰爭的浪潮席捲而來的難民，他們傾家蕩產、囊中空空、妻離子散、無所適從。街頭巷尾，隨處可見走投無路的北方人，手裡舉著過去的嘉獎令、胸前掛著求助的哀告牌；車站碼頭貼滿了“尋父”、“尋夫”、“尋子”的紙條，內容無一例外都是“某人，某年某月在某部隊從軍，某時某刻在某地方失蹤，有知悉者請告知下落”……

在這號稱“東方巴黎”的城市，每個角落都擠滿了惶恐無助的人群，他們有的在求一份果腹的飯食、有的在找一片棲身的場所。那時候，上海市的“違規建築”已經密集到見縫插針的地步，可住房依然是供不應求。“寶康裡”原本是一處中西合璧、兩層樓高的石庫門，現在卻已經不知道變成了什麼結構——房頂加了又加、樓面擴了又擴，天井和客堂全都改成了臥室，甚至連樓梯上也架起了床鋪，蔡智誠進出房門的時候都要在別人的被褥或者馬桶之間穿行，就象滑稽戲《七十二家房客》裡演的一樣。

但無論如何，能在房簷底下擁有一塊棲身的床板都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有許多的“Empty　cents”（癟三）不得不露宿街頭。雖然地處南方，但一月的上海依然十分寒冷，身無分文的人們被凍得受不了，只好在夜裡故意打架，用違犯“戒嚴法”的方式讓警察把自己關起來。男人可以在牢房裡躲避凜冽的寒風，女人和兒童就無計可施。霞飛路上有座法國人辦的育嬰堂，接受棄兒的大抽屜（那抽屜是裝在牆上的，在外面一拉抽斗就露出來、再一推抽斗就進屋裡了）每天都放滿了嬰兒，到最後連牆腳下都擺著孩子。

棄兒太多了，育嬰堂應付不過來，修女們只好出告示招募奶媽，並且呼籲有善心的教徒們主動幫忙。蔡智誠的妻子也跑去當志願者，忙活了一天還十分興奮，回來說是有幾十個人做了義務保姆、另有一百多人應聘奶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