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國乞求干預國內事務，竟然得不到別人的理睬，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可想而知、民眾對政府的失望可想而知，抗戰勝利時套在國民黨頭上的那一圈虛幻的光環在此刻已經蕩然無存，接下去，他們只能面對更多的屈辱和沉淪。

1月14日，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對華北重鎮天津發起了總攻，僅用一個晝夜的時間，天津的十三萬守軍被殲滅，主將陳長捷被俘虜，北平已經完全成為了一座孤城。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宣告》，他針對蔣介石的元旦文告提出了實現和平的八項主張——第一、懲辦戰爭罪犯；第二、廢除偽憲法；第三、廢除偽法統；第四、改編一切反動軍隊；第五、沒收官僚資本；第六、實行土地改革；第七、廢除賣國條約；第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看見這態度強硬的和平宣言，蔡智誠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完了……毛澤東根本不在乎老蔣的意見，他要的是無條件投降。

同樣是在49年1月14日這天，谷正綱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務委員會主任，與湯恩伯配成文武搭檔。蔡智誠也隨之由南京到了上海。

在這個時期，國統區已經亂成了一鍋粥。程潛、張軫和陳明仁加入桂系集團，在白崇禧的統率下控制了廣西和湖南；孫科、宋子文、張發奎、薛嶽等一幫廣東人也聯合起來，把嶺南（包括海南島）變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桂系和粵係為了爭奪物資和錢財動輒兵戎相見，而四川的劉文輝、雲南的盧漢對中央的指令也是陽奉陰違，蔣介石總統真正能夠使喚得動的只剩下了京滬杭和臺灣。

毛澤東《關於時局的宣告》發表以後，社會上更加亂了套。老百姓在街上游行，官員們在政府吵鬧，蔣介石主張“先停火，再談判”，李宗仁則說“蔣不下野，沒有和談”，孫科在廣東提出“以平等的談判爭取光榮的和平”，而民主人士則抗議“談判不能由國共兩黨包攬，其他黨派也應該參加”，更有些社會精英竭力地鼓吹“軍隊國家化”，建議共產黨和國民黨先解除各自的武裝，然後再由議員們慢慢商量國家的前途……真是汙七八糟。

在這種情況下，1月21日，蔣介石下野了，他公開裡說“既不能貫徹戡亂的主張，又何必再為和平的障礙”，私底下卻罵：“我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是被國民黨打倒的”。谷正綱等人更是如喪考妣：“我們再無能也和共產黨鬥爭了這麼長時間，換李宗仁執政，不出一年就要滅亡”。

！Qī！蔡智誠的心情也頗為沮喪，他倒不是對蔣介石有多麼眷戀，而是覺得這場不合時宜的內訌使國民黨喪失了最後的爭取“體面”的機會。在他看來，國軍雖然在戰場上以處於劣勢，但畢竟還握有半壁江山，南方是國民黨的發祥地，政權穩固、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沒有遭受過太大的戰爭破壞。與在抗戰時期就奠定了雄厚基礎的北方不同，共產黨在華南、西南和西北各省都沒有很強的政治勢力，如果國民黨在戰敗之後能夠知恥後勇，團結起來痛改前非，以穩健的政績去應對軍事上的壓力，或許還有可能在談判桌上有所作為。但象現在這樣的搞法，長江防線還沒有被突破，自己的陣營先就已經亂了，道德淪喪、信仰喪失、軍心喪失、民心喪失，黨國的前途必將萬劫不復，落入難以救贖的深淵……

！shū！果然，國民黨的混亂使共產黨人更加胸有成竹。1月25日，新華社發表廣播講話：“我們老實告訴南京的先生們，你們是戰爭的罪犯，你們是要受審判的人，你們口中所謂‘和平’、‘停戰’，我們是不相信的！你們必須動手逮捕一批內戰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宣告中所提的四十三個戰犯。務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則以縱匪論處，絕不姑寬……”，並且又接著宣佈了第二批內戰戰犯名單。

！ωang！頭一批的戰犯名單中有貴州人何應欽，這第二次又補上了個谷正綱。在上海的辦公室裡，谷戰犯正綱面對著佈告只有連連苦笑：“各位還是少和我來往，否則下一批的名單上你們大有希望”。

蔡智誠倒不擔心自己會成為戰犯，他在那時候已經離開了軍隊，到俞季虞那裡做事去了。

俞季虞是浙江紹興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畢業生，與蔣經國、谷正綱、谷正鼎是同學，當然也和王明、鄧小平等人一起念過書。這俞季虞屬於“太子系”的人物，長期擔任蔣經國的助手，蔡智誠46年在“南京市黨部”的麾下壓制學生運動的時候曾經在他手底下當過差，彼此間還算是熟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