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黃維也要做俘虜，我們還猶豫什麼，趕緊參加解放軍吧……”

這敦促投降的文告就如同最後的警鐘，徹底擊破了彷徨者的心理防禦。一時間，幾乎所有的俘虜都湧向了登記臺、紛紛要求反戈一擊。但人家解放軍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願意接納的，最受歡迎的當然是精幹的壯丁，因為他們身體好、受過正規訓練、拉上去就能用，而那些體格弱小的病號或者滿臉煙氣的兵痞就沒人肯要了，於是有些人就焦急地哀告起來：“長官，我這些天跑肚子，拉稀把臉色拉黃了，打起仗來不礙事”，“長官，我身形瘦小是餓出來的，只要吃幾頓飽飯，我也能扛起重機槍……”

蔡智誠發現，共軍的戰場補充似乎有一個潛規則：戰後的俘虜通常不會分配到曾經交鋒過的單位中去。比如參與攻擊楊圍子的是中野9縱27旅，而來自這個戰場的“解放戰士”就補給了與楊圍子沒有關係的26旅——蔡智誠當然不會想到這個貌不出眾的9縱26旅後來居然能夠成為新中國空降部隊的主力（15軍第44師），而他如果可以及時醒悟的話，幾乎有機會成為這支“土共武裝”的第一位“傘兵人才”。

在當時，蔡智誠完全不曾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什麼，他只是冷冷地看著俘虜兵們排成了新的行列，看著他們摘掉了頭頂的帽徽、領取了新的身份牌。解放戰士的識別標誌不過是一塊小小的布片，上面寫著部隊番號和個人的名字，這東西本來應該是縫在衣服上的，但現在卻已經來不及尋找針和線了，新戰士把“身份牌”揣進兜裡就踏上了戰場，他們一個個激動地振臂高呼：“打楊四麻子去！打楊四麻子去！”

那時候，淮北一帶的村落大都沒有正規的地名，通常是以當地富戶的名號作為地理上的代稱。蔡智誠不清楚這“楊四麻子”的具體位置，但他心裡明白，那個地方距離雙堆集一定很近，他知道，黃維兵團的末日已經指日可待了。

忠義集的俘虜兵們走了，就象他們來時一樣的匆忙。空曠的場地上，灰溜溜的蔡智誠顯得特別孤單。辛國良主任還在路口向別人詢問著什麼，他顯然並沒有完全打消對這個“文化人”的懷疑。

路口上聚著一群支前的民夫，聽口音是宿縣當地人。“須縣斯校（宿縣職校）？莫望見過，不知曉”

辛主任立刻召喚蔡智誠過來接受審查：“根本就沒有宿縣職校，你到底是做什麼的？”

“怎麼會沒有職校？有的！我和彭先生出來搞田野調查，他是個老頭，給桑樹治病的……”

“哦——知曉知曉，彭老夫子，鬍子煞白，咋呼（號召）把水塘填土改種桑葉的那個，講做可以治大肚子病。咦喲！你跟他是一群的”

“對對對，我跟他是一群的……”，蔡智誠這才明白，彭晉賢推行蠶桑的目的是為了防治血吸蟲。

安徽北部是血吸蟲病的高發區，如果徹底實施“土改旱”、把水田變成桑林，確實可以大面積地消滅釘螺。但問題是，在戰事頻繁的年月，這樣的辦法其實很難實行，因為水田種稻可以見縫插針、一季就能獲收成，而桑林養蠶卻需要好幾年的培育時間，一旦遇到打仗就全部報銷了，所謂“種水田大肚子，種桑葉餓肚子”，更何況當時的老百姓並不相信大肚子（血吸蟲病）與釘螺之間有什麼關係，所以大家都把這位鼓吹“毀田造林”的老頭當作了瞎胡鬧的“妖業蛋”，彭先生的蠶桑理想也就成了一相情願的空中樓閣。

鄉民們對彭晉賢的評價並不太高，但這依然可以從側面證實蔡智誠的“學者身份”，於是，辛主任很快就給“蔡先生”出具了證明信、發放了路條，並且略感歉意地說：“讓你受委屈了。昨天開飯的時候，別人都在搶，只有你一個人站得遠遠的，當時我還以為你是個吃飽了不覺得餓的國民黨官僚……”

蔡智誠這才知道，矜持傲慢的本性差一點就讓自己暴露了身份。

宿縣解放了，當時是中原野戰軍的後方。根據安排，蔡智誠應該跟著支前的隊伍回宿州去，但有意思的是，那幫民夫們卻在跟管理員吵吵嚷嚷，一個勁地要求繼續留在前線。

淮海戰役期間，支前的民夫主要承擔“運輸”和“擔架”兩項任務。

運輸人員分為三類，“挑夫隊”隨軍行動，每副擔子50斤；“小車”（獨輪車）承載200斤，車上裝的是軍糧；而“大車”（畜力車）的載重量都在千斤以上，由武裝押運，主要負責輸送彈藥。運輸隊的成員大多從老解放區遠道而來，而擔架隊的隊員則是新近翻身的本地民眾。每副擔架配備三人，每支擔架隊有十八副擔架、大約五六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