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三團發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致敬電（毛澤東主席很快回復了賀電），並且還觀看了由地區文工團表演的歌劇《白毛女》。

對陳麗君來講，《白毛女》的劇情顯然比傘兵起義的意義重大得多。她在看戲的時候就哭了個稀哩嘩啦，回到住所之後又拽著幾位立法院的國大代表討說法。

“你說你說，那喜兒有多可憐呀，你們為什麼要幫著黃世仁？”

“由法理而論，欠債還錢……”，張志韓被這喜兒的粉絲糾纏得無可奈何：“當然，若以民情而言，地租是過重了些……這個這個，值得檢討……”

“檢討，檢討，誰耐煩你們檢討。反正黃世仁禍害了喜兒，大春就要來報仇！”蛋蛋女士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儼然成了勞苦大眾的代表。

蔡智誠當然也很同情楊白勞一家，但他卻把更多的心思放到了傘兵的事情上。

在傘三團祝捷大會的會場，蔡智誠聽見團部連的兩位軍官在談話。一個說：“在船上的時候，我以為你肯定是個共產黨呢，原來不是的呀”，另一個回答：“哈哈，當時我還以為你才是共產黨呢”……事實上，參加中字102號起義的中共地下黨員總共還不到十個人，所謂“船上有五百名共產黨”的訊息完全是虛張聲勢的說法。

從技術上講，傘三團起義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三點。一是巧妙利用LST型坦克登陸艦的構造，把絕大多數官兵封鎖在了船艙裡；二是事先調走思想比較頑固的監察人員，從而順利地掌握了甲板和艦橋的控制權；三是佈設疑陣、虛張聲勢，摧毀了其他人的意志。當傘兵團長劉農畯、軍械所長陳家懋和中校團附李貴田等高階軍官突然表明自己的身份，並且宣稱船上還隱蔽著大量的共產黨員的時候，各級部下立刻在震驚之中陷入了相互猜疑，從而無法再採取有效的抵抗措施。

在祝捷大會上，劉農畯把自己的成功經驗講得頭頭是道，但蔡智誠卻不以為然。他覺得有些事情僅僅靠劉農畯的團長職權是難以辦到的，比如把傘兵軍械所和傘三團安排在同一條船上，比如把政工人員調離部隊……這些舉措如果沒得到傘兵司令部的支援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所以這位督察官出身的前國軍中校的心裡總是懷疑事情的背後還另有文章。

——蔡智誠當時的懷疑其實不無道理。

中共地下組織策反國民黨傘兵的計劃是從49年初開始實施的。當時，陳家懋的主要策反物件是傘兵司令張緒滋（陳與張是同鄉，並且還當過他的副官），而地下黨的主要力量大都集中在了傘兵第二團，所以當傘兵部隊由上海轉運福建的時候，起初的計劃是讓一、三團先走，把二團和軍械所留在最後。可問題是傘二團團長趙位靖的思想十分頑固，並且對部隊的控制又非常嚴，地下黨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運作機會，而就在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傘三團團長劉農畯卻透過在“中法高階職校”（上海機械專科學院）工作的弟弟劉振武與共產黨方面取得了聯絡。

劉農畯是湖南邵東人，他的叔父劉驚濤是湖南農民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27年被反動地主殺害了。劉團長的這段背景在當時並不是秘密，傘三團中的邵陽籍軍官全都知道，就連蔡智誠也有所耳聞，但因為那時候國民黨官員與共產黨有歷史關係的人非常多，甚至有許多人原本就是從共產黨那邊過來的，所以大家並沒有太把它當回事。中共地下組織事先顯然也沒有想到劉農畯能夠有反蔣起義的覺悟，等得到訊息之後才匆忙往傘三團調集力量，不僅人數很少，時間也比較晚了。

好在傘三團的情況比較特殊。48年，傘兵主力一直在前線作戰，而第三團卻是由劉農畯在後方新建起來的。這個團雖然沒有打過仗，但人員都經過精心挑選，三個營長有兩個是湖南邵陽人，團部軍需、副官、文書以及直屬連的軍官不是團長的親戚就是團長的同學或者同鄉。這個“小圈子”力量非常穩固，事實也證明，它在中字102號的起義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祝捷大會上，“小圈子”的成員們顯得比較興奮，這原本無可厚非，但他們過於張狂的表現卻引起了其他一些官兵的反感，許多人覺得自己既得不到共產黨的信任也和團長拉不上關係，因此就顯得特別失落，甚至萌生了去意。不過，劉農畯本人還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親信幾乎都不會跳傘，要想成為“新中國傘兵的基幹”，就非得留住一些“圈子”外的骨幹不可。

當然也有人來找過蔡智誠，希望他能重返軍旅承擔起傳授技能的重任，但蔡專員卻拒絕了，他表示：“幹傘兵第一要有忠誠、第二要有空軍、第三才是技術。